天下足球网简介意大利足球发展

天下足球网（http://zuqiucctv.com）讯   意大利人本也是玩球的高手，奈何却走上了锱铢必较的道路——布莱恩-格兰维尔

欣赏足球，看巴西。学习足球，看意大利。

一、起点

意大利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意大利人的个性基因中，似乎存在着一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共存的倾向，他们时常被人评价为热情、浪漫、单纯，但很多时候又表现的保守、理智、狡猾。他们可以很不靠谱、很懒散，而一旦真正形成统一目标和共同意志，又能发挥出十分可观的协作精神和战斗力。意大利人对于历史、传统、民族和家族，有着深入骨髓的、不亚于中国人民的自豪与眷恋，但同时又怀揣着源于历史上长期分裂和被他人入侵、占领和统治而产生的不安。总而言之，意大利人可以说是矛盾的，这是意大利人的特质，也是意大利足球的特点。

现代足球在意大利的发展，起源于都灵、利沃诺、热那亚、巴勒莫、那不勒斯等彼时工业与航海业较为发达，工人数量多，与英国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城市。根据意大利官方的记载，爱德华多-博西奥（Edoardo Bosio），一名供职于英国人开办的纺织企业的都灵人，将现代足球带入了意大利。1891年，他组织成立了意大利最早的足球俱乐部：都灵国际足球俱乐部（International Football Club）。随后，一些小型俱乐部在都灵、热那亚等地纷纷成立，这些俱乐部基本都由英国人创建，且与在西班牙、俄国和南美的情形一样，这些俱乐部的人员成分在当时都秉承纯粹的英国主义，拒绝意大利人的加入，且其活动范围基本局限于当地，相互之间似乎也没有建立起稳定的交流模式。

1897年，一位名叫詹姆斯-斯宾斯利（James Spensley）的英国海事医生成为推动足球在意大利当地人中间推广传播的先行者。在他的力推之下，意大利人被允许加入热那亚俱乐部。尽管起初其人数被严格限定在成员总人数的一半以下，但这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破冰之举。1898年，斯宾斯利组织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城际足球赛：热那亚队对阵来自都灵的都灵人队（Football Club Torinese，从都灵国际队分立出来的部分人员成立）。据记载，有200余名观众到现场观战，比赛甚至安排了专门的安保人员和裁判，这在当时还是殊为罕见的。

打破了非英国人不得加入足球俱乐部的藩篱，有了越来越多的意大利本地人的参与，意大利的足球也就此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898年，意大利足协在都灵成立，并于1905年加入国际足联。国内足球方面，同样是1898年，第一届足球锦标赛在都灵进行，4支来自都灵和热那亚的球队齐聚一堂，为争夺历史上首个“意大利足球冠军”而战，最终由斯宾斯利率领的热那亚队成功夺冠。接下来，热那亚又于1899、1900、1902、1903和1904年5次夺冠。同一时期，一些日后将统治意大利足坛的俱乐部纷纷诞生：1897年，一群学生成立了尤文图斯俱乐部。1899年，一群米兰工业人士和一群来自英国和瑞士的足球运动员共同组建了米兰板球与足球俱乐部，即日后的ac米兰。1906年，在上文提到的都灵人队和都灵国际队于1900年再次合并的基础上，融合进部分离队自立的尤文图斯球员，都灵队成立。1908年，部分不满于俱乐部高层的强权领导，以及过分重视英国球员而轻视乃至排斥其他外国球员政策的45名意大利和瑞士球员脱离米兰板球与足球俱乐部，自立门户成立了国际米兰。

随着足球在意大利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本土球员也逐渐扭转了对英国人的劣势。1908年，普罗维切里队夺得锦标赛冠军，成为意大利足球史上第一支主要依靠本土球员夺冠的球队，此时这项锦标赛已经改为各地区联赛首先决出地区冠军，再进行淘汰赛性质附加赛的方式决出最终冠军的赛制。1915年，全国性质的意大利杯赛举行，AC米兰队夺冠。随着比赛的逐渐增多，球员们的利益保护问题也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1926年，在一次严重的裁判罢工事件后，意大利足协下定决心对彼时施行的足协与联赛管理体系进行一次全面的改革，这一阶段出台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维亚雷吉奥法案》（Carta di Viareggio），标志着意大利足球固守业余体制的时代终结，以及职业化足球时代的开始。最终，在一切条件均已齐备的基础上，史上首届意大利全国性质的职业联赛，即日后的“意甲联赛”（Serie A）举行，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俱乐部赛事如火如荼地开展，意大利国家队也应运而生。国家队的首场比赛于1910年5月15日在米兰举行，并以6比2成功战胜法国队。这一时期意国内最强的俱乐部是本土球员占主流的普罗维切里（在1908到1913的6年时间内5夺国内锦标赛冠军），普队球员也自然成为国家队的顶梁柱——在当时意大利国家队的11名主力球员中，普罗维切里球员能稳定占到7至8席；事实上，当时普罗维切里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国家队最早的队服并非后来由墨索里尼所指定并为世人所熟知的蓝色，而是与普罗维切里队相同的白色。

种种迹象表明，在意大利足球发展的最早期，国家队和各支俱乐部的战术打法偏向于英国足球的风格，以追求速度、对抗与长传急攻为主。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十分正常，但同时也确实不利于球队取胜，毕竟意大利球员普遍不具备英国球员那样的身体条件，也不具备英国球队丰富的作战经验。意大利国家队成立之初，他们甚至不能战胜来自英格兰二级联赛的雷丁二队。当然，英式足球对于意大利足球的影响也绝不仅限于长传急攻。一方面，英格兰足球人并不都是长传战术的信奉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以吉米-霍根（Jimmy Hogan）和杰克-雷诺兹（Jack Reynolds）为代表，更加青睐由苏格兰人创造，并在欧洲大陆和南美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短传配合打法。而在当时，执教国外俱乐部的英格兰人当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派系，他们在英格兰国内多多少少受到排挤，但把艺术足球的火种播撒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作为现代足球的起源地，英格兰足球在训练和管理方法上毕竟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球员身体素质和基本技术的训练方面有着更为丰富的经验，而这些都是方兴未艾的意大利足球所急需的。在当时旅意的英格兰教练中，威利-加布特（Willy Garbutt）是代表性的人物，这位年方29便执起热那亚教鞭的主教练把许多先进的管理体系和训练方法带到了球队。他的理念不仅造福了热那亚俱乐部，更掀起了一股改革浪潮，成为当时意大利各家俱乐部争相效仿的范式和榜样。不仅如此，加布特还操作了意大利足球史上第一桩涉及转会费的球员转会，并动用球员时代的关系，为意大利国家队和俱乐部争取到很多与英格兰球队比赛的机会，从而在各个方面对意大利足球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从热那亚离职后，加布特又执教过罗马、那不勒斯和米兰等俱乐部，甚至一度前往西班牙执教毕尔巴鄂竞技；他也成为了意大利足球史上最早的传奇主帅之一，时至今日依然为意大利人，尤其是热那亚人所怀念。

然而，纵然加布特功勋卓著，但英式足球毕竟有着较为明显的瓶颈，意大利足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为适宜的学习对象。幸运的是，在当时的欧洲大陆上，有着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最早期的大陆足球精英，这些国家崇尚精益求精的个人技巧、华丽多变的短传配合与积极进取的攻势足球，追求的不仅仅是高效率的胜利，更是愉悦人心的美感。在这些“多瑙河流派”（Danubian School）国家的影响下，意大利人的球风逐渐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到1920年时，意大利足球已经跻身“多瑙河流派”的一员，成为欧洲大陆技术流足球的代表之一。此外，鲜为人知的是，这一时期意大利人的足球还受到了瑞士足球的深刻影响。意大利国家队历史上首位队长弗朗切斯科-卡利（Francesco Cali）就是瑞士裔。而AC米兰、国际米兰等知名球队在成立之初也有为数不少的瑞士球员，由此也可以看到瑞士对于这一时期意大利足球的重要影响。瑞士本就有大量的意大利裔居民，而在足球领域，他们又把其标志性的理性、谨慎与精密反哺给了意大利。

尽管起步艰难，但时间成为了意大利足球的最强大援军。1900到1920年代，意大利的足球不断向前发展，实力也不断增强。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意大利队取得了铜牌的佳绩，半决赛中战胜他们的是最终的金牌获得者以及日后的首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比分是3比2，意大利人完全称得上虽败犹荣。这一阶段的意大利队已经可以战胜曾经的老师，他们于1930年压倒奥地利，夺得了首届中欧国家杯的冠军，同时博洛尼亚队也于1932和1934年夺得了米特罗帕杯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意大利队开始越来越多的重用来自南美洲的归化球员。在意大利语中，“归化球员”被称为oriundi，意大利队一方面重视他们，另一方面对他们的准入加以严格限制，外籍球员想要被归化必须满足苛刻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在于他们必须出生在意大利，或至少有确切证明是意大利后裔；此外在俱乐部层面，每支球队最多只允许拥有2名归化球员，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条件还会发生或紧或松的动态调整，这与1950年代西班牙归化毫无西班牙背景的迪斯蒂法诺、普斯卡什和桑塔马里亚等人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无论如何，有了更多更具实力的本国球员，加上归化球员的鼎力相助，1930年代初的意大利，已经是欧洲大陆的精英之一了。

二、波佐和他的metodo

要讲述意大利足球的战术发展史，甚至于要讲述世界足球的战术发展史，维托里奥-波佐都是一个必谈的名字。

维托里奥-波佐（Vittorio Pozzo），1886年出生于都灵近郊，年轻时曾踢过一段时间足球，但成就不高。随后波佐前往苏黎世专心于商学学业，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随后波佐在父亲的安排下前往英国布拉德福德，在一家羊毛制品工厂做学徒。在英国，波佐重新恢复了对于足球运动的热情，曼联队成为波佐支持的球队；曼联阵中的查理-罗伯茨（Charlie Roberts），一位具备良好大局观和传球能力，同时又能很好的完成防守任务的中前卫（central half），更是成为波佐的偶像，后者深深地为罗伯茨的控球、传球能力和攻守兼备的综合素质所倾倒，这一经历为他日后在意大利国家队的执教思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波佐1912年进入意大利足协工作，同时兼任都灵队技术总监。1912年，意大利足协选择波佐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率领球队征战1912年奥运会。作出如此重要的人事安排，其主要原因竟只不过是高层领导认为波佐的英语讲得不错，有利于对外交流。在那届奥运会上，意大利最终1比5惨败给奥地利，两支球队彼时的差距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波佐来说，比起比赛的胜负，更重要的情况可能在于他初次结识了当时欧洲大陆最好的教练，“奇迹队”的缔造者雨果-迈索，两人开启了一段友谊。迈索对于技术足球和短传策略的坚持，对于球员位置灵活移动和相互协作的关注，对波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波佐未来将打造的冠军意大利，其基本战术思路框架即沿袭了迈索“奇迹队”的思路。正如上文所说的，在这一历史阶段，意大利足球是奥地利和匈牙利足球的学生，而波佐也同样从迈索身上获益良多。

（维托里奥-波佐）

一战期间波佐参加了战斗，复员后继续执教都灵队，并于1921至1924年两次执教意大利国家队，均没能在这一岗位上待太长时间。1929年，波佐在球队陷入困境之时第四次执教意大利国家队。这一阶段的波佐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战术思路的选择：在1920年中后期WM战术在英伦已经成为主流，并借助英格兰足球的巨大影响力开始对其他国家足球的战术产生辐射效应。波佐是迈索的好友，同时也是查普曼的好友，这三位当时欧洲足坛最优秀的主帅的关系好到可以称兄道弟的程度，但在战术上的分歧也很明显：查普曼是公认的WM战术开创者，其在加固防守的基础上通过精准反击和精确打击的比赛策略帮助阿森纳统治了英格兰足坛；而迈索实施的则是以我为主、积极进取和进攻组织变化多端为核心理念的攻势足球。日后的一些足球历史研究者甚至认为他手下的“奇迹队”已经具备了全攻全守战术理念的萌芽。两者之间仿佛线段的两个端点，尽管在重视球员的技术性、传接球的准确性和跑位接应的灵活性方面，两人的观念其实一致，但在外在的战术表现形式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更重要的在于，WM反击战术的精髓，对于精确性和技术性的追求，并没有被阿森纳之外的其他英甲球队所充分掌握。不少球队实施WM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增强防守的厚度，但在反击和进攻时的组织依然是比较粗糙的，这更不符合迈索的足球理念。在他的治下，奥地利队仍然坚持着235的进攻足球阵型，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多瑙河流派”的其他代表也是如此。

对于意大利足球而言，这一阶段的意大利人毕竟更多受到的是“多瑙河流派”的影响。其中，可能又以匈牙利对意大利足球的影响最大。与球员身体条件普遍较好的奥地利相比，匈牙利球员的身体素质与意大利相对更为接近，也更加讲求球员的人球结合能力、速度、机敏与灵活性。20年代中后期的意大利足球欣赏匈牙利的球员，更欣赏匈牙利的教练。在接下来的10年之内，大规模的引进匈牙利人才前来“技战术扶贫”，意大利的各支俱乐部几乎都有在这一阶段邀请匈牙利人执教的经历，如尤文图斯的维奥拉（Josef Viola），AC米兰的维奥拉和巴纳什（Josef Banas），罗马的巴尔（Laszlo Barr）和科瓦奇（Lajos Kovacs）等等；至于国际米兰，更是在1926到1936年间连续启用了4名匈牙利主教练，其中的阿帕德-魏斯（árpád Weisz）在这10年间完成了国际主帅岗位的三进宫。最具代表意义的是1937-1938赛季，当赛季意甲16支球队当中竟有9支球队的主帅（或联合主帅之一）是匈牙利人。更何况作为国家队主帅的波佐也推崇进攻，相比于效率低下，靠反复冲击赌成功率而缺少战术细节设计的英式长传打法，本来也更倾向于迈索和匈牙利人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作为整体概念的意大利足球，还是作为塔尖概念的意大利国家队会与WM保持一定距离，实属正常。

然而，意大利人毕竟不是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意大利足球也毕竟不是奥地利和匈牙利足球。意大利人是理性与浪漫同生共存的矛盾体，意大利足球则更是如此。即便在这段紧紧追随匈牙利和奥地利足球的岁月，意大利人在恪守战术、服从纪律、强调防守与对抗方面，仍已体现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波佐信奉技术足球和攻势足球，但绝非类似于日后阿贾克斯王朝时期主帅斯特凡-科瓦奇（Stefan Kovacs）那样的自由主义甚至随性主义者。事实上，波佐对于球队的管理即便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十分严厉的，用波佐本人的话说，“足球比赛的进行遵循一些自然准则，这些准则要求我们必须施行严格管理下的纪律，没有纪律，就不存在秩序”。为了推行纪律，波佐会推行一些后世常见的管理策略，比如集中化管理、宵禁、查房、跟踪球员等等；同时也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元素。尽管种种证据显示波佐并不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甚至在二战后期还曾经为意大利国内的反法西斯游击队提供过援助，但在执教国家队期间他充分利用了法西斯主义那令人生畏却又着实有效的狂热主义与宣传武器，以国家的名义向球员宣扬法西斯式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献身主义，并通过要求球员们赛前必行纳粹礼等行为主义层面的方法，不断加强对于球员们的灌输。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选择一切可行的手段，这似乎就是波佐，也是当时许多在法西斯体制下求生存者的哲学。

波佐重视纪律，也同样重视整体。在当时，波佐和迈索是最早提出球员能力合理搭配理念的主帅，在他们的眼中，与其选择11个个人能力最优秀的个体，不如构建出一个最优秀的11人整体，球队不是11名球员的个人能力叠加，球员与球员之间的契合性才是最重要的。波佐的这种观念，集中体现在其在1934年世界杯开赛前放弃尤文边锋雷纳托-切萨里尼（Renato Cesarini）这一决策上。切萨里尼是当时意大利足坛的一位优秀边锋，同时也能胜任内锋和中场，拥有出色的速度与脚下技巧，是尤文在卡斯卡里诺治下联赛五连冠时期的核心球员之一；不仅如此，切萨里尼经常在比赛行将结束时得分，以至于意大利语中将此类进球统称为“Zona Cesarini”（切萨里尼时间），是一名很有特色的球员。作为一名归化球员，切萨里尼曾在波佐手下出场过11次，但未能入选1934年世界杯大名单。在波佐看来，切萨里尼的球风过于随意，且跑动不够，总是悬在高位而回撤接应很少，不满足球队的场上需要；同时，切萨里尼不喜管束，也不满足球队的场下要求。波佐的这一决策，给切萨里尼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也再次彰显了他管理和训练球队的根本宗旨：技术与纪律，缺一不可。同时，波佐还专门加强了球队的体能和身体素质训练，正如跟踪1934年世界杯的一位记者所记叙的，当时的意大利在跑动和对抗能力方面要比其他球队更加出色。做好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是波佐第三次执教意大利队期间始终贯彻的基本路线。

说回战术层面。波佐崇尚进攻、技术和灵活性，但绝不忽视防守、拼抢与严谨性；再加上其曾经长期旅英，对于英格兰足球的理解相较于一般大陆国家教练更为深入，这使得他在学习“多瑙河流派”足球的同时，也能够打开视野，去学习英式足球和WM战术的长处。在战术设计上，波佐选择了一条介乎于WM与“多瑙河流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所谓的metodo。

metodo，即英文下的method，意为方式、方法。波佐虽然不信任WM，但看到了WM在加强防守、提升反击质量方面的积极一面。更重要的是，WM战术中最具标志性的中前卫回撤为中后卫的用兵策略，对于波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结合旅英期间支持曼联队、支持查理-罗伯茨的经验，波佐意识到，在球队中设置一攻守兼备的中前卫，不仅是可行的，更是必要的。而且，自己既不必像WM那样强求中前卫回撤到防线上成为“第三名后卫”，也无需像“多瑙河流派”那样仍把中前卫定义为一个进攻者的角色，中前卫的位置完全可以更加灵活，根据比赛的实际需要随时进行调整。换句话说，中前卫的位置可以稍微回撤一些，起到保护防线，并带动整体阵型快速退防的作用；同时也不必过分回撤，在进攻时也能迅速参与攻势，起到进攻组织枢纽的作用。

在波佐的设计中，中前卫一定程度上的回撤带动前卫线位置的回收，而他们留下的空间则由内锋和边锋回撤来占据，而内锋与边锋位置的灵活变换又正是“多瑙河流派”战术的精髓所在。这样一来，球队的阵型从235转变为类似于2-1-2-2-3的部署，呈现一个“WW”的形状；球队的纵深体系更加丰富，战术线更加完整（5条战术线），战术线之间的距离更近，横向与纵向之间可以通过长传或短传更有效的连接起来，对于提升阵地进攻的人员投入力度和防守反击的精度而言都不无裨益。换句话说，波佐的意大利队阵型形式既不是WM，也不是235，而更类似于WW，融合了WM与“多瑙河流派”两方面的优点，这的确是一个智慧而又有几分狡猾的“方法”。但是，战术设计虽好，关键在于用人。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波佐的metodo而言，球队的中前卫正是所谓的“阵眼”，能否在这个位置上找到合适的球员才是至关重要的；这名球员必须要能够防守、拼抢、破坏，但又不能是单纯的破坏型选手，而仍应以进攻为主，需要具备良好的传控带接能力、意识与大局观。这样的球员堪称千里挑一了，但波佐是幸运的，意大利队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还有归化球员的鼎力相助；说的更具体一些，他们拥有路易斯-蒙蒂（Luis Monti）。

作为一名阿根廷裔的归化球员，蒙蒂成长的环境简直就是为培养波佐需要的优秀中前卫人才而量身定做的：1910到1930乃至1950年代末之前的阿根廷，是一片足球的热土，更是一块属于技术足球的乌托邦。当时的阿根廷人，完全可以自豪的宣称本国拥有世界上技术最好的球员和球队。可以说，当年的阿根廷对于技术足球和球员技术的追求达到了一个极致甚至偏激的程度，无论是街头足球等青少年足球培养的方式，还是职业俱乐部训练职业球员的模式，都以追求球员的技术、天赋与创意的精益求精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课题，而球员们也以在场上充分的秀出自己为最高目标。至于球迷，能看到支持的球星把球玩好、玩出花来，似乎才是最重要的买票目的。按照后世一些足球历史研究者的记述，当时阿根廷足球的氛围是这样的：球员的身体素质和跑动对抗？不重要。球队的纪律？不重要。团队协作？不重要。甚至于比赛的胜负？也不太重要。只有球员的技巧和创意展示，只有球队的疯狂进攻和流畅配合，只有那些能为在场所有人不断提供惊喜与刺激的足球技艺，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波佐所谓的足球比赛的“自然准则”，一种偏向于理性与逻辑的内核，几乎完全让位于感性与激情，每一支球队都追求精细的短传组织，进攻球员以玩弄自己的对手为乐，而防守球员，在缺少合理的组织、协作与体系保护的情况下，则必须学会变得强硬、冷酷甚至凶残。这样的背景，为阿根廷人创造出所谓的“5号文化”提供了条件。在阿根廷的球场上，5号球员，也即球队的centre half，日后发展成为所谓的“后腰”位置，是球队的重心。这个位置上的球员不仅需要学会防守和组织防守，学会盯防自己的猎物并为其他后卫提供协助，更必须懂得如何传球，如何迅速策动进攻，而偏科的球员是很难胜任这一工作的。某种意义上，“5号”位置可能才是阿根廷足球文化中最重要与最具特色的位置。事实上，阿根廷的“5号”是如此有名，以至于时至今日巴西人仍将防守型中场称为volante；而该词的根源，正是曾于1938到1943年在弗拉门戈俱乐部效力且表现十分优异，以至于对巴西足球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的阿根廷“5号”球员卡洛斯-沃兰特（Carlos Volante）。在阿根廷足球的百余年历史上，也确实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5号”，例如沃兰特、内斯托-罗西（Nestor Rossi）、拉廷（Antonio Rattin）、加列戈（Amerio Gallego）、巴蒂斯塔（Sergio Batista），乃至于后来的雷东多、坎比亚索、马斯切拉诺等人。而称得上这一“5号产品系列”最早期代表人物的球员，便是蒙蒂。

路易斯-蒙蒂，一名典型的阿根廷“5号”球员，在阿根廷国内效力于胡拉坎、博卡青年和圣洛伦索，随后登陆意大利加盟尤文图斯。按照相关历史资料的记录，以及布莱恩-格兰维尔等老资格记者的讲述，蒙蒂是一位球风极具争议的选手，一位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矛盾体，一名如假包换的dirty face angel。他那毫不留情的凶狠铲球能够踢断对手的小腿，同时他那灵活协调的变向摆脱和精准传递又能晃晕对手的双眼。不仅如此，蒙蒂还拥有超强的体能和覆盖能力，以至于人送doble ancho（double wide）的绰号。蒙蒂作为阿根廷队主力参加了1930年世界杯，留下了世界杯亚军、两个进球和踢伤数名对手的“记录清单”。1931年，蒙蒂来到意大利，经过短暂的状态调整后，立即成为尤文图斯的脊梁，并因其出众的号召力成为了球队的队长。此时的蒙蒂已更名为路易吉-蒙蒂（Luigi Monti），而他的存在显然不可能逃过波佐的眼睛，1932年，蒙蒂被成功纳入归化球员的行列，并迅速成为当时已披上蓝色战袍的意大利国家队的中场主将。

蒙蒂的出现，完美契合了波佐metodo战术的需要。作为球队的中前卫，蒙蒂的位置在两名后卫（full back）身前，同时又居于传统235阵型下central half位置之后，在这里，他可以尽情挥洒攻防两方面的才能。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技术足球精英国家纷纷采用了中锋回撤拿球的策略，奥地利的一代巨星辛德勒、西班牙名将伊西德罗-兰加拉（Isidro Langara）、巴西“黑珍珠”莱昂尼达斯，包括意大利本土的斯基亚维奥（Angelo_Schiavio）等人，都是个中高手，给当时防守策略还相对单一的后卫线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而作为位置后置但又不拖后的防守悍将，蒙蒂的活动范围相较于WM下的中后卫更加灵活，覆盖范围更大，十分有利于他对于此类回撤型中锋的盯防，这又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利好。以蒙蒂为重心，意大利队的metodo战术逐渐成型：蒙蒂位置的回撤，带动两名边前卫（wing half）位置的回撤，这符合WM体系的防守要求；同时，蒙蒂等人的位置又不会过分回收，因此在进攻时又能够迅速展开阵型。这种“收的回来、弹的出去”的防守弹性，未来成为意大利防守的标志性特征，配合上球员高强度的，有时甚至近乎于粗野的对抗、拼抢和铲球，意大利的防守在当时成为了能令对手生畏的存在。

说完防守，再说进攻。当前卫线回收时，两名内锋的位置也稍稍回撤，不仅增强了意大利队争夺中场的能力和由守转攻的效率，同时也为边锋和中锋创造出活动的空间。在内锋的位置上，波佐拥有梅阿查和费拉里等两名十分出色的球员，其中梅阿查是当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最为顶尖的内锋之一，而费拉里则是尤文图斯进攻线的大脑与核心。同时，两名归化边锋奥尔西（Raimundo Orsi）、瓜伊塔（Enrique Guaita）和本土中锋斯基亚维奥是球队进攻的尖刀，其中又以阿根廷裔的尤文边锋奥尔西的个人能力最为出众。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出色的攻击手之一，奥尔西的盘带和突破自不待言，同时还具备十分出色的得分能力；更难得的在于，与切萨里尼不同，奥尔西还是一位勤奋的球员，回撤拿球、协助防守的态度端正，因此得到了波佐的充分信赖。至于瓜伊塔，这位罗马名宿边锋的得分能力犹在奥尔西之上，是一名具备内锋甚至中锋素养的完备型攻击手，甚至在1934-1935赛季曾压倒著名射手皮奥拉，获得过意甲金靴的荣誉。有了这些既是专才又是通才的选手，波佐的进攻战术可以拥有多种变化。按照意大利相关网站上的记载，波佐的metodo战术在进攻端不仅限于内锋回收、3前锋突前的策略；在实战中，意大利队也可以将两名边锋、甚至中锋斯基亚维奥回撤，反而突出两名内锋的攻击位置，具备不拘一格的进攻位置变化性。

为了锻炼出一支能够在1934年世界杯上成功夺冠的队伍，1929至1934年间，波佐十分严格的管理和塑造着自己的球队，带队打了近40场比赛，这在当时是比较可观的数字。不仅如此，波佐还力排众议，在国家队启用多名归化球员。在当时，很多意大利人对归化球员的能力与态度提出质疑，认为他们不会为意大利队拼劲全力，还有的在这些球员是否应当服兵役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而波佐则顶住了这样的压力，并拿当时许多参加意大利军队的阿根廷、乌拉圭裔等士兵做比，留下了一句经典的“他们（归化者）既然能为我们战死，当然也能为我们踢球”的语录。在他的保护下，蒙蒂、奥尔西、瓜伊塔以及后来1938年世界杯球队主力中前卫，乌拉圭裔归化球员安德雷奥洛（Michele Andreolo，一位同样攻守兼备的出色球员，进入38年世界杯最佳阵容）等人，得到了在蓝衣军团充分表现个人才能的机会。同时，在门将位置上，波佐同样力排众议，启用了经验丰富但年龄偏大的老门将孔比（Gianpiero Combi）。

在波佐的努力下，意大利队已经具备了本土夺冠的实力，并最终成功登顶。当然，1934年意大利的夺冠过程多有争议，英格兰、乌拉圭等球队的缺席，以及墨索里尼政府对于裁判甚至比赛对手的操控，为意大利队的最终夺冠创造了不甚公平且不足为人道的有利条件，这也导致日后意大利的1934年冠军长期受到了历史的口诛笔伐。但必须承认的是，此时的意大利队也确实成长为了欧洲最顶尖的强队之一。整个30年代，波佐的蓝衣军团绝非1934年夺冠这一锤子买卖：1927-1930年中欧杯（Central European International Cup，一项在当时由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瑞士等欧洲大陆足球先进国家参加的跨年度双循环制赛事，胜2平1负0，最终积分最高者夺冠。这一赛事被广泛认为是欧洲杯的前身，是欧洲杯诞生前欧洲水平最高的国家队赛事之一）冠军、1931-1932年中欧杯亚军、1934年世界杯冠军、1933-1935年中欧杯冠军、1936年奥运会男子足球赛金牌、1938年世界杯冠军。这些冠军之中，除1934年世界杯冠军之外，其余3个冠军并没有多少争议。而且一路走来，意大利队战胜了数位曾经的老师：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等，还战胜巴西这样的南美新贵，这些战绩充分说明了那支意大利队的能力。

（1934年世界杯决赛，意大利队阵容）

客观来讲，metodo是一套相比于WM和传统235而言更为完善的体系，以几名球员位置的创新设计，得到了更好的整体效果。意大利人凭借metodo拿下了本土世界杯的冠军，而在4年后的法国世界杯上，意大利队的阵容大幅换血，队中只有梅阿查、费拉里和后卫蒙泽利奥（Eraldo Monzeglio）参加过1934年世界杯，且只有梅阿查和费拉里还是球队主力，但蓝衣军团依然实现了夺冠，并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成功卫冕的球队。当然，1938年意大利阵中的奥德雷奥洛、福尼（Alfredo Foni，后卫）、拉瓦（Pietro Rava，后卫，被当时很多人认为是欧洲大陆最好的盯人专家，曾以主力身份参加欧洲大陆全明星队与英格兰国家队的友谊赛，在比赛中承担盯防马修斯的重任）、科劳西（Gino Colaussi，前锋）和皮奥拉（无需过多介绍的意大利一代锋霸）等人的实力绝不亚于1934年的球员。但球员的能力只是一方面，在整个过程中波佐和他的metodo同样功不可没。事实上，在当时波佐并不是唯一一个使用该战术的教练，迈索在“奇迹队”也使用了这一体系，但防守硬度和纪律性相对较弱，且年龄偏大的奥地利队在这一战术的执行方面与意大利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不管怎么说，metodo战术同时得到波佐和迈索两位名帅的青睐，足以说明这个体系有其独到之处。

（冠军意大利）

三、metodo的衰落

翻阅能够找到的资料，笔者没有找到可以证明这一战术在当时的意大利乃至中欧足坛流行的直接证据，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例如意大利队在1938年世界杯决赛中的对手匈牙利队使用的就同样是metodo的策略。但是，相较于WM，metodo毕竟还是带有浓厚的过渡色彩。某种意义上讲，metodo的出现，更多还是波佐、迈索等人不妥协的产物，但这种不妥协在时代发展的潮流面前，毕竟还是难以为继的。

二战之后，WM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足球阵型，意大利也不能免俗。意甲最早启用WM战术的球队是奥塔维奥-巴比耶里（Ottavio Barbieri）执教的热那亚，考虑到热那亚曾受到加布特的深刻影响，这一点可以说并不出人意料；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39年，当时还以球员身份效力于佛罗伦萨的一代中前卫名将弗尔维奥-贝纳尔迪尼（Fulvio Bernardini）在罗马体育报上发表一篇专栏，系统阐述WM战术的特点，此后越来越多的意大利球队开始使用这一阵型。到了1940年代中后期，王朝都灵队（Il Grande Torino）成为了WM战术在意大利的新代表。

彼时都灵队的球队主席费鲁齐奥-诺沃（Ferruccio Novo）是一个有野心、精明、强干且善于把握机会的高手，他的家族在皮革业领域成绩斐然，其本人也将管理企业的许多经验借鉴到了管理俱乐部当中。1939年出任主席一职后，智慧的诺沃几乎总是能在最佳的交易时机出手，充分利用对手们的软肋得到自己想要的球员。甫一上任，诺沃就从瓦雷塞俱乐部抢到了年轻的奥索拉（Franco Ossola）；接下来，又于1941年引进了三名球员：来自国际米兰的国脚中场费拉里斯（Pietro Ferraris），来自尤文图斯的内锋加贝托（Guglielmo Gabetto），来自佛罗伦萨的门蒂（Romeo Menti）。如果你认为1941年的夏天对于都灵队来说已经算是收获颇丰的话，那就错了；事实上，1942年的夏天对于都灵来说才是真正最具有决定性的，他们从当时的联赛直接竞争对手威尼斯俱乐部挖来了在当时的意大利乃至全世界都堪称顶尖的瓦伦蒂诺-马佐拉和洛伊克（Ezio Loik），在明显强化本队实力的同时又沉重打击了对手；又从的里亚斯特俱乐部挖来了中场核心格雷扎（Giuseppe Grezar）。

此时的都灵队已经十分强大了，尤其是攻击实力可谓冠绝意大利。1942-1943赛季，都灵队最后一轮成功反超利沃诺队夺得联赛冠军，同时加冕联赛与杯赛双冠王。随后，二战的炮火导致全国性质的意甲联赛暂停两年；1945年联赛甫一回归，诺沃又利用当时许多球队陷入经济困境的机会，在本队已经具备超强攻击力的前提下，通过三笔转会一举强化了球队的中后场：从热那亚引入门将巴奇加卢波（Valerio Bacigalupo），从威尼斯引入后卫阿尔多-巴拉林（Aldo Ballarin），从维格瓦诺（A.S.D. F.C. Vigevano）引入中场卡斯蒂利亚诺（Eusebio Castigliano）。同时，收回外租在外的后卫马罗索（Virgilio Maroso）和中前卫里加蒙蒂（Mario Rigamonti）。在其他各队因战争和球员更新换代等原因实力出现不同程度的减损之时，都灵队反而被诺沃建设成为一支攻守兼备，几无弱点的豪强，这显然是十分巨大的对比优势。

诺沃挑选主教练方面也颇为睿智。1938年，诺沃聘请当时在卢切塞俱乐部执教的恩斯特-爱博斯坦（Ernest Erbstein）成为球队的主教练，这被证明是关键的一步。作为一名匈牙利人，诺沃邀请爱博斯坦执教，非常符合当时的意甲潮流，同时爱博斯坦本人也确实相当有能力。作为一名系统学习过体育学的教练，爱博斯坦在执教期间推行了许多比当年加布特在热那亚执教时更加先进的训练方法。相传爱博斯坦要求自己的球员长时间进行重复性的训练，虽然招致了球员的些许反感，但确实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基本功和身体素质。同时，爱博斯坦又改进了球员在攻防两端的跑动与站位等细节，并要求自己的弟子们充分利用出现的一切空当——这些都是都灵队得以脱颖而出的重要基础。

作为主教练，爱博斯坦在为都灵队拿到1938-1939年意甲联赛亚军之后，由于二战爆发以及意大利国内法西斯反犹太主义浪潮肆虐（爱博斯坦是犹太人），他不得不离开意大利回到匈牙利。尽管如此，爱博斯坦留下的东西已足以帮助都灵队发展壮大了：1942-1943年，基本承袭了爱博斯坦战术的另一位匈牙利教练库提克（Andras Kuttik）带领球队成功夺冠；而1945年联赛重启后，受到诺沃主席的诚挚邀请，爱博斯坦再次返回都灵队担任球队技术总监。在他的再一次注视下，公牛军团开启了一段真正的辉煌之旅。

（左图为诺沃，右图为爱博斯坦）

在向来紧跟潮流的诺沃的主导下，此时的都灵队已彻底转向WM战术，夏天从莱科俱乐部回归球队的中前卫里加蒙蒂此时已越来越多的以后卫身份参加比赛，球队也提高了防守的强度和反击的水平，变得更加难以战胜。1945-1946赛季，都灵队在26场联赛中仅失18球，在全部14支球队中丢球最少；接下来的三个赛季，在联赛扩张到20支球队，每支球队每年踢38场比赛的赛制后，都灵队的丢球数也分别仅为35、33、34个，连续四个赛季场均丢球数不足1个。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1946-1947赛季，仅有摩德纳队比都灵队丢球数更少（仅24个），尽管差距貌似很大，但应当考虑到摩德纳队只进了45个球，其丢球数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进攻换来的。接下来的1947-1948和1948-1949赛季，都灵队都是联赛丢球最少的队伍，而这两个赛季丢球第二少的球队分别是摩德纳（40球）和国际米兰（39球）；换句话说，这两个赛季都灵队是整个意甲唯一一支丢球数少于场均1个的队伍！在普遍重攻轻守的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为了加强对于WM的训练和运用，在经过两任爱博斯坦系主帅费雷罗（Luigi Ferrero，曾在爱博斯坦手下踢球）和斯皮罗内（Mario Sperone，曾出任爱博斯坦的助理教练）的执教之后，1948年夏天，都灵队聘请了英格兰人莱斯利-列维斯利（Leslie Lievesley）担任球队主教练。列维斯利是一名WM的专家，同时也给球队带来了一些新的战术，例如倒三角传中战术等等。作为球队主教练，列维斯利与爱博斯坦的配合同样十分默契，同时还十分关注球队青训的发展；通过他的牵线，都灵青年队曾作为意大利代表，于1948年4月参加了当时在英格兰举行的一次青年锦标赛。列维斯利还曾受波佐的邀请加入意大利国青队教练组，帮助球队在1948年奥运会男子足球赛上杀入四分之一决赛。总而言之，列维斯利是一名优秀的主教练，同时也是都灵队、乃至当时整个意大利足球战术策略向WM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可惜的是，由于在苏佩加空难中丧生，列维斯利与爱博斯坦的合作关系于1949年戛然而止。

尽管战术向WM转型，但进攻仍旧是当时意大利的主旋律。王朝都灵队或许是一支防守能力杰出的队伍，但他们那恐怖的攻击力更加令人称道。1946-1947赛季，都灵队的联赛进球高达104个，比第二名的尤文图斯多出21个；而后一个赛季，都灵队更是打进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25球，比第二名的AC米兰多出49个！都灵队的记录迄今为止仍是意甲联赛史上的巅峰，球队的两名前锋马佐拉和加贝托成为当时意甲最强力的攻击组合，尤其是球队队长，得分、组织与传球能力兼具的左内锋瓦伦蒂诺-马佐拉，被广泛认为是当时最顶尖的攻击手，是整个40年代足球运动的招牌球员之一。

都灵的这些记录是震撼的；而比记录更重要的在于，据一些史料的记载，当时的都灵队已经在运用类似于日后荷兰人全攻全守的战术。都灵的球员普遍拥有出色的技术能力，即便像马罗索这样的英俊小生型后卫也能够像颠球一样轻松将类似于香烟盒的物品颠上数十下（笔者在观看讲述当年王朝都灵的一部纪录片时亲眼看到这一段录像）；同时，都灵队毫无疑问吸取了“多瑙河流派”标志性的短传渗透、精准控制和轮转换位打法。正如上文所述，在爱博斯坦的指导下，都灵队非常重视体能储备和对于空间的利用——这些都是全攻全守战术的重要内核。换句话说，王朝都灵不仅仅是一支强队，更是一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强队。

（Il Grande Torino）

当时的都灵阵中，包括洛伊克、加贝托和马佐拉在内的6到7名球员是意大利国家队的主力之选；而马罗索、卡斯蒂利亚诺和里加蒙蒂等人也都是国家队常客。最极端的情况下，波佐曾在1947年与匈牙利的一场友谊赛中派出了10名都灵队球员，唯一没出场的都灵球员是门将巴奇加卢波，而他其实是当时国家队的正选门将，之所以将其调整出主力阵容，是因为波佐觉得国家队比赛上11个都灵球员显得不妥，这样一个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故事，充分说明了当时都灵队的超然地位，尽管苏佩加空难的毁灭性打击让这样一支王者之师在最巅峰的时刻突然滑落，但王者都灵已足以被载入世界足球史册。

（1947-1948赛季都灵队主力阵容）

王朝都灵的强大固然令人侧目；但意大利足球战术风潮的转向，却未必让所有人满意，至少波佐就是一位在时代发展变化的面前高兴不起来的人。波佐始终是235战术的支持者，他将WM战术称为sistema（即英语中的system，系统。从这一措辞中也能看出，在波佐的眼中，WM是一种冰冷、机械、缺少自由的战术），在他眼里，WM战术“会剥夺意大利球员追求进步的能力，而所有的意大利球员都至少应当幻想自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踢球”。但是随着WM的逐渐流行，以及国内各大俱乐部在使用metodo或sistema的问题上出现分裂的现实，让作为意大利国家队主帅的他十分矛盾。他难以把metodo的要求直接嫁接到已经逐渐习惯了WM的球员身上，且反之亦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发觉自己不得不努力想办法把两拨说着不同战术语言的球员凑到一块儿。他们彼此之间无法理解对方；有时甚至会出现两名球员盯防对方一名内锋的情况”。

当时的意大利国内，已经出现了从战术角度认为波佐不再适宜继续执教国家队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的音量还在日益增大。在国内舆论以及当时已出任国家队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诺沃的影响下，波佐不情愿的开始使用WM战术，但做出了自己的保留：首先，与WM战术下两名wing half侧重防守不同，波佐依然更强调他们在进攻中的作用。其次，相比于防守能力更出色的贝纳尔迪尼和里加蒙蒂，波佐更倾向于选择攻守平衡、偏向进攻的尤文中前卫卡尔洛-帕罗拉（Carlo Parola，尤文名宿，给世人留下过一张经典的侧身倒钩照片，被意大利人称为Signor Rovesciata——“倒钩先生”）担任主力；事实上，波佐几乎始终冷落着贝纳尔迪尼和里加蒙蒂。波佐的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自然会导致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一场被载入史册的国际友谊赛中集中爆发了。

1948年5月16日，意大利都灵，波佐率领的意大利国家队与英格兰即将进行一场友谊赛。这是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比赛，当时的意大利还头顶着世界杯卫冕冠军的光环，而英格兰队仍是强大、高冷、令人敬畏的现代足球鼻祖，是所有其他球队都梦想击败的对象。不仅如此，两支球队曾于1934年在海布里球场踢过一场友谊赛，而那场比赛进行的相当激烈甚至粗暴，以至于被后世称为“海布里的死斗”（The Battle of Highbury），两支球队也在那场比赛中结下了梁子。总而言之，这是一场真正的重量级对决。赛前，英格兰国家队主帅（同时也是英格兰国家队史上第一任全职主教练）温特博托姆（Sir Walter Winterbottom）对比赛高度重视，专程考察了意大利国家队的训练。按照Jonathan Wilson在The Anatomy of England一书中的说法，温特博托姆被意大利人的技术能力“惊呆了”，以至于回到国家队后组织球员进行非常大强度的训练和严格的饮食控制，用球队内锋莫滕森（Stan Mortensen）的话说来说，“我们进行了几乎前所未有过的训练，有那么两三天的训练量是我本人整个职业生涯中经历过的所有训练中强度最大的”。球队头号球星斯坦利-马修斯也承认意大利人“用脚控制球的本领几乎和用手控球一样好”。看起来，比起足球鼻祖，意大利队在技术层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而且他们还占据着地利与人和，这似乎是一场强弱相对确定的比赛，而最终的比分也确实拉开了明显的差距，但结果却是英格兰人在客场4比0大胜东道主！

本场比赛波佐派出了巴奇加卢波、巴拉林、格雷扎、洛伊克、加贝托、门蒂和马佐拉等7名都灵球员，以及卡罗拉和AC米兰的著名边锋卡拉佩莱塞（Riccardo Carapellese）和中场安诺瓦齐（Carlo Annovazzi，后来曾担任意大利队队长）等人；而英格兰方面，由马修斯、汤姆-芬尼、莫滕森，以及右内锋（Wilf Mannion）、中锋劳顿（Tommy Lawton）组成的锋线，则被认为是5前锋时代的英格兰所拥有过的最佳攻击组合。还是用马修斯的话来说，意大利人“从比赛一开始就对我们的球门发起了围攻”，而且“他们的一些一脚出球配合非常精彩。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是站在看台上的话，肯定会非常享受他们的足球”。然而，猛烈的进攻和占优的技术能力，并没有为意大利人打开胜利之门，反而因为阵型的严重失衡给蓝衣军团带来了主场失利的苦果。

这场比赛的精彩场面集锦，如今在网络上依然可以找到；而即便从这短短的不到3分钟的集锦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意大利人的攻守平衡显得是那样的幼稚：在几乎每一个进球中，我们都看不到意大利中场的身影。英格兰的超级锋线几乎总能利用反击机会，以3到4名球员的攻击组冲击意大利人薄弱的3人防线。诚然，英格兰人的第一粒进球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莫滕森似传似射的一脚球直接飞进了球门，打了门将巴奇加卢波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其余3粒进球，都是对意大利薄弱防守的无情摧残：劳顿后点接应传中头球破门，右后卫巴拉林严重漏人；芬尼右肋部突破后斜射，左后卫埃利亚尼（Alberto Eliani，佛罗伦萨队后卫）被彻底击败；又是芬尼在左路和队友配合后晃过后卫单刀抽射得手，整条意大利防线几乎毫无抵抗——在整个过程中，英格兰人的速度、力量、冲击力、体能，以及他们的反击能力和把握机会水平表现的淋漓尽致。波佐的WM，非但完全没有起到加固防守的作用，反而因为阵型的严重脱节而遭受了狠狠的教训；尽管比赛中意大利队也创造出了数次良机，并且有1个进球被吹罚越位，但最终得比分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赛后，英国人对比赛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英格兰为什么能赢？因为球队的防守在合适的时间起到了效果，而且当机会出现时，前锋们知道如何射门得分”。英格兰人的得，恰恰是意大利人的失：WM是一个更加追求防守的体系，防守时球队的两名wing half自不待言，连内锋甚至边锋往往都要回防，而波佐和他那在metodo与WM之间摇摆不定的战术做不到这一点。当时的意大利远没有日后防守体系大师的模样，反而更类似于2014年世界杯上惨败于荷兰一役的西班牙。不仅如此，意大利球员的技术允许他们能够控制皮球，也能创造机会，但在最顶尖的舞台上，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仍显欠缺；马佐拉、加贝托门蒂等人虽在国内大杀四方，但他们的能力比起梅阿查、皮奥拉、奥尔西等前辈还是有一定的欠缺。主动控球、狂轰滥炸的技术精英却在门前一次次挥霍良机乃至最终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这样的故事我们未来还将无数次的看到。相反，英格兰人用这场比赛继续彰显了他们作为当时足球领域“天朝上国”的地位，而更重要的则在于更加稳健的WM战术完全体现了对于235和metodo的优越性。波佐和他的metodo，到此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1948年5月，意大利对英格兰友谊赛，意大利阵容）

四、总结

谈及意大利足球的战术发展，乃至整个意大利足球发展史，波佐和他的metodo一定是绕不过去的元素。某种意义上说，意大利人研究、发展足球战术的优良传统，正是从metodo真正开始的。

如上文所述，metodo是波佐本人的精心设计，是WM与235战术相协调的产物，在继续坚持235积极进攻思路大框架下，融合了强化防守的理念和要求。30年代，依靠这一战术和梅阿查、皮奥拉、奥尔西、蒙蒂、安德雷奥洛等球星的良好表现，意大利的足球一度成为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代表性力量。然而，也正因为metodo本质上是一个从235到WM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性战术，其最终在意大利被WM取代，也基本符合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

遗憾的是，和WM有直接关联的一些人物，最终似乎都没能摆脱比较凄凉的结局：波佐于1948年卸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随后转型做了记者和评论员，但都没有太大的建树。更加可惜的是，虽然他本身在二战期间很可能并不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的一些所作所为还是让他被打上了法西斯的标签，以至于令他的声誉遭受了非常负面的影响。1990年世界杯前夕，都灵市内一座为迎接世界杯而动工新建的球场准备落成并投入使用，这座日后被命名为德尔-阿尔卑球场的建筑原本预定使用的名称就是维托里奥-波佐球场，最终这一动议却因为波佐本人的争议性而无奈作罢。一位为意大利足球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却未能得到符合其身份与贡献的纪念，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至于metodo战术标志性人物蒙蒂，其结局也不算太好：上文提到，蒙蒂因其防守端的球风始终饱受争议；而1934年海布里死斗中，一向防守粗野的蒙蒂这次算是吃了大亏。他在开场后不久与对方中锋德雷克（Tim Drake，阿森纳著名中锋）的一次大尺度对抗中折断了腿。在当时，这样的伤病足以结束一名球员的职业生涯，而蒙蒂的状态也因此大受影响。此后，虽然他为尤文图斯一直效力到1939年方才退役，但据记载水平已经大不如前，其国家队的生涯也于1936年画上休止符。更为可惜的是，类似于波佐，蒙蒂也由于其过于粗放的球风，以及所谓的“背叛阿根廷”等原因一直饱受争议，以至于这位在卡斯卡里诺时代作为队长为斑马军团赢得联赛4连冠和1次意大利杯冠军的悍将，最终却未能入选尤文图斯俱乐部2011年评选的历史50大球星榜单，而同时代的孔比、博雷尔（Felice Borel II）、拉瓦、罗塞塔（Virginio Rossetta）、奥尔西则都榜上有名。此外，波佐所仰仗的另一位巨星梅阿查的结局也不太好，1938-1939赛季他遭遇了一次严重的伤病并几乎错过整个赛季的比赛，紧接着1940年转会了同城对手AC米兰，其职业生涯的晚期也一直处于相对动荡的状态。

尽管有以上种种故事，但无论如何，波佐和metodo战术都是意大利足球战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篇章，也是意大利足球真正跻身于世界强队之林的起点。因此，本系列的意大利足球战术发展史将波佐与metodo作为第一章，讲述一个略显久远的故事。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metodo时代还是转型为WM之后的意大利足球，遵循的都是“匈牙利流派”或日后更为人所知的“欧洲拉丁派”的思路，是典型的技术流代表。然而，1948年与英格兰之战，已充分暴露出了身体条件相对弱势的意大利人在走技术足球道路的过程中的瓶颈——他们很难实现攻守平衡，这是一个绝症性的问题。

1949年5月4日，一场震惊世人且给后世留下了无数惋惜与猜测的空难发生了，它沉重打击了王朝都灵，也沉重打击了意大利的足球。在这里，我不想（或者说不忍）叙述苏佩加空难的细节，只谈谈它在当时的影响：当时意大利国家队的核心成员几乎都来自都灵，而苏佩加空难则让这样的资源几乎一夜之间清零，用当时意大利人的话来说，这场空难让意大利足球“一夜之间倒退了20年”。此后的1950年世界杯上，由于空难带来了球队对于乘飞机出行的恐惧，实力本就严重受损的意大利队又选择乘船长途跋涉前往巴西，其状态更加没有保障，小组赛阶段就负于瑞典惨遭淘汰。而此后的10年间，意大利人的大赛成绩则依然低迷，1954年世界杯再次小组赛遭淘汰，1958年世界杯甚至干脆没能杀进决赛圈；即便博尼佩尔蒂、洛伦齐（Benito Lorenzi）、塞加托（Armando Segato）、切瓦托（Sergio Cervato）这样的球星也不能把球队拖出泥淖，甚至完全看不到希望，更别提恢复30年代的荣光。

这一阶段意大利足球的低谷，是否完全归咎于苏佩加空难？很多人容易会有这样的理解。但是别忘了，0比4惨败给英格兰的那支意大利阵中就有7名都灵球员，但他们仍然无法弥补球队在防守和攻守平衡上的不足。更何况，看看1949年空难时球队几位核心主将的年龄吧：瓦伦蒂诺-马佐拉，30岁；加贝托，33岁；洛伊克，30岁；门蒂，30岁；格雷扎，31岁——换句话说，此时的王朝都灵队已经进入了一个周期的尾声，即便空难不发生，也很难想象他们能在巴西世界杯乃至此后的大赛上取得什么佳绩。归根到底，追求攻势足球的意大利人，很可能是在战术思路上出现了瓶颈。是继续追求浪漫与情怀，还是转向理性与保守？意大利人终究会给世人一个答案，而到那时，意大利足球将踏上一条全新的、同样充满争议的道路。[足球战术发展研究]第一章：意大利足球发展简史（一）

意大利人本也是玩球的高手，奈何却走上了锱铢必较的道路——布莱恩-格兰维尔

欣赏足球，看巴西。学习足球，看意大利。

一、起点

意大利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意大利人的个性基因中，似乎存在着一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共存的倾向，他们时常被人评价为热情、浪漫、单纯，但很多时候又表现的保守、理智、狡猾。他们可以很不靠谱、很懒散，而一旦真正形成统一目标和共同意志，又能发挥出十分可观的协作精神和战斗力。意大利人对于历史、传统、民族和家族，有着深入骨髓的、不亚于中国人民的自豪与眷恋，但同时又怀揣着源于历史上长期分裂和被他人入侵、占领和统治而产生的不安。总而言之，意大利人可以说是矛盾的，这是意大利人的特质，也是意大利足球的特点。

现代足球在意大利的发展，起源于都灵、利沃诺、热那亚、巴勒莫、那不勒斯等彼时工业与航海业较为发达，工人数量多，与英国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城市。根据意大利官方的记载，爱德华多-博西奥（Edoardo Bosio），一名供职于英国人开办的纺织企业的都灵人，将现代足球带入了意大利。1891年，他组织成立了意大利最早的足球俱乐部：都灵国际足球俱乐部（International Football Club）。随后，一些小型俱乐部在都灵、热那亚等地纷纷成立，这些俱乐部基本都由英国人创建，且与在西班牙、俄国和南美的情形一样，这些俱乐部的人员成分在当时都秉承纯粹的英国主义，拒绝意大利人的加入，且其活动范围基本局限于当地，相互之间似乎也没有建立起稳定的交流模式。

1897年，一位名叫詹姆斯-斯宾斯利（James Spensley）的英国海事医生成为推动足球在意大利当地人中间推广传播的先行者。在他的力推之下，意大利人被允许加入热那亚俱乐部。尽管起初其人数被严格限定在成员总人数的一半以下，但这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破冰之举。1898年，斯宾斯利组织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城际足球赛：热那亚队对阵来自都灵的都灵人队（Football Club Torinese，从都灵国际队分立出来的部分人员成立）。据记载，有200余名观众到现场观战，比赛甚至安排了专门的安保人员和裁判，这在当时还是殊为罕见的。

打破了非英国人不得加入足球俱乐部的藩篱，有了越来越多的意大利本地人的参与，意大利的足球也就此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898年，意大利足协在都灵成立，并于1905年加入国际足联。国内足球方面，同样是1898年，第一届足球锦标赛在都灵进行，4支来自都灵和热那亚的球队齐聚一堂，为争夺历史上首个“意大利足球冠军”而战，最终由斯宾斯利率领的热那亚队成功夺冠。接下来，热那亚又于1899、1900、1902、1903和1904年5次夺冠。同一时期，一些日后将统治意大利足坛的俱乐部纷纷诞生：1897年，一群学生成立了尤文图斯俱乐部。1899年，一群米兰工业人士和一群来自英国和瑞士的足球运动员共同组建了米兰板球与足球俱乐部，即日后的AC米兰。1906年，在上文提到的都灵人队和都灵国际队于1900年再次合并的基础上，融合进部分离队自立的尤文图斯球员，都灵队成立。1908年，部分不满于俱乐部高层的强权领导，以及过分重视英国球员而轻视乃至排斥其他外国球员政策的45名意大利和瑞士球员脱离米兰板球与足球俱乐部，自立门户成立了国际米兰。

随着足球在意大利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本土球员也逐渐扭转了对英国人的劣势。1908年，普罗维切里队夺得锦标赛冠军，成为意大利足球史上第一支主要依靠本土球员夺冠的球队，此时这项锦标赛已经改为各地区联赛首先决出地区冠军，再进行淘汰赛性质附加赛的方式决出最终冠军的赛制。1915年，全国性质的意大利杯赛举行，AC米兰队夺冠。随着比赛的逐渐增多，球员们的利益保护问题也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1926年，在一次严重的裁判罢工事件后，意大利足协下定决心对彼时施行的足协与联赛管理体系进行一次全面的改革，这一阶段出台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维亚雷吉奥法案》（Carta di Viareggio），标志着意大利足球固守业余体制的时代终结，以及职业化足球时代的开始。最终，在一切条件均已齐备的基础上，史上首届意大利全国性质的职业联赛，即日后的“意甲联赛”（Serie A）举行，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俱乐部赛事如火如荼地开展，意大利国家队也应运而生。国家队的首场比赛于1910年5月15日在米兰举行，并以6比2成功战胜法国队。这一时期意国内最强的俱乐部是本土球员占主流的普罗维切里（在1908到1913的6年时间内5夺国内锦标赛冠军），普队球员也自然成为国家队的顶梁柱——在当时意大利国家队的11名主力球员中，普罗维切里球员能稳定占到7至8席；事实上，当时普罗维切里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国家队最早的队服并非后来由墨索里尼所指定并为世人所熟知的蓝色，而是与普罗维切里队相同的白色。

种种迹象表明，在意大利足球发展的最早期，国家队和各支俱乐部的战术打法偏向于英国足球的风格，以追求速度、对抗与长传急攻为主。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十分正常，但同时也确实不利于球队取胜，毕竟意大利球员普遍不具备英国球员那样的身体条件，也不具备英国球队丰富的作战经验。意大利国家队成立之初，他们甚至不能战胜来自英格兰二级联赛的雷丁二队。当然，英式足球对于意大利足球的影响也绝不仅限于长传急攻。一方面，英格兰足球人并不都是长传战术的信奉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以吉米-霍根（Jimmy Hogan）和杰克-雷诺兹（Jack Reynolds）为代表，更加青睐由苏格兰人创造，并在欧洲大陆和南美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短传配合打法。而在当时，执教国外俱乐部的英格兰人当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派系，他们在英格兰国内多多少少受到排挤，但把艺术足球的火种播撒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作为现代足球的起源地，英格兰足球在训练和管理方法上毕竟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球员身体素质和基本技术的训练方面有着更为丰富的经验，而这些都是方兴未艾的意大利足球所急需的。在当时旅意的英格兰教练中，威利-加布特（Willy Garbutt）是代表性的人物，这位年方29便执起热那亚教鞭的主教练把许多先进的管理体系和训练方法带到了球队。他的理念不仅造福了热那亚俱乐部，更掀起了一股改革浪潮，成为当时意大利各家俱乐部争相效仿的范式和榜样。不仅如此，加布特还操作了意大利足球史上第一桩涉及转会费的球员转会，并动用球员时代的关系，为意大利国家队和俱乐部争取到很多与英格兰球队比赛的机会，从而在各个方面对意大利足球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从热那亚离职后，加布特又执教过罗马、那不勒斯和米兰等俱乐部，甚至一度前往西班牙执教毕尔巴鄂竞技；他也成为了意大利足球史上最早的传奇主帅之一，时至今日依然为意大利人，尤其是热那亚人所怀念。

然而，纵然加布特功勋卓著，但英式足球毕竟有着较为明显的瓶颈，意大利足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为适宜的学习对象。幸运的是，在当时的欧洲大陆上，有着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最早期的大陆足球精英，这些国家崇尚精益求精的个人技巧、华丽多变的短传配合与积极进取的攻势足球，追求的不仅仅是高效率的胜利，更是愉悦人心的美感。在这些“多瑙河流派”（Danubian School）国家的影响下，意大利人的球风逐渐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到1920年时，意大利足球已经跻身“多瑙河流派”的一员，成为欧洲大陆技术流足球的代表之一。此外，鲜为人知的是，这一时期意大利人的足球还受到了瑞士足球的深刻影响。意大利国家队历史上首位队长弗朗切斯科-卡利（Francesco Cali）就是瑞士裔。而AC米兰、国际米兰等知名球队在成立之初也有为数不少的瑞士球员，由此也可以看到瑞士对于这一时期意大利足球的重要影响。瑞士本就有大量的意大利裔居民，而在足球领域，他们又把其标志性的理性、谨慎与精密反哺给了意大利。

尽管起步艰难，但时间成为了意大利足球的最强大援军。1900到1920年代，意大利的足球不断向前发展，实力也不断增强。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意大利队取得了铜牌的佳绩，半决赛中战胜他们的是最终的金牌获得者以及日后的首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比分是3比2，意大利人完全称得上虽败犹荣。这一阶段的意大利队已经可以战胜曾经的老师，他们于1930年压倒奥地利，夺得了首届中欧国家杯的冠军，同时博洛尼亚队也于1932和1934年夺得了米特罗帕杯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意大利队开始越来越多的重用来自南美洲的归化球员。在意大利语中，“归化球员”被称为oriundi，意大利队一方面重视他们，另一方面对他们的准入加以严格限制，外籍球员想要被归化必须满足苛刻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在于他们必须出生在意大利，或至少有确切证明是意大利后裔；此外在俱乐部层面，每支球队最多只允许拥有2名归化球员，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条件还会发生或紧或松的动态调整，这与1950年代西班牙归化毫无西班牙背景的迪斯蒂法诺、普斯卡什和桑塔马里亚等人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无论如何，有了更多更具实力的本国球员，加上归化球员的鼎力相助，1930年代初的意大利，已经是欧洲大陆的精英之一了。

二、波佐和他的metodo

要讲述意大利足球的战术发展史，甚至于要讲述世界足球的战术发展史，维托里奥-波佐都是一个必谈的名字。

维托里奥-波佐（Vittorio Pozzo），1886年出生于都灵近郊，年轻时曾踢过一段时间足球，但成就不高。随后波佐前往苏黎世专心于商学学业，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随后波佐在父亲的安排下前往英国布拉德福德，在一家羊毛制品工厂做学徒。在英国，波佐重新恢复了对于足球运动的热情，曼联队成为波佐支持的球队；曼联阵中的查理-罗伯茨（Charlie Roberts），一位具备良好大局观和传球能力，同时又能很好的完成防守任务的中前卫（central half），更是成为波佐的偶像，后者深深地为罗伯茨的控球、传球能力和攻守兼备的综合素质所倾倒，这一经历为他日后在意大利国家队的执教思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波佐1912年进入意大利足协工作，同时兼任都灵队技术总监。1912年，意大利足协选择波佐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率领球队征战1912年奥运会。作出如此重要的人事安排，其主要原因竟只不过是高层领导认为波佐的英语讲得不错，有利于对外交流。在那届奥运会上，意大利最终1比5惨败给奥地利，两支球队彼时的差距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波佐来说，比起比赛的胜负，更重要的情况可能在于他初次结识了当时欧洲大陆最好的教练，“奇迹队”的缔造者雨果-迈索，两人开启了一段友谊。迈索对于技术足球和短传策略的坚持，对于球员位置灵活移动和相互协作的关注，对波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波佐未来将打造的冠军意大利，其基本战术思路框架即沿袭了迈索“奇迹队”的思路。正如上文所说的，在这一历史阶段，意大利足球是奥地利和匈牙利足球的学生，而波佐也同样从迈索身上获益良多。

（维托里奥-波佐）

一战期间波佐参加了战斗，复员后继续执教都灵队，并于1921至1924年两次执教意大利国家队，均没能在这一岗位上待太长时间。1929年，波佐在球队陷入困境之时第四次执教意大利国家队。这一阶段的波佐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战术思路的选择：在1920年中后期WM战术在英伦已经成为主流，并借助英格兰足球的巨大影响力开始对其他国家足球的战术产生辐射效应。波佐是迈索的好友，同时也是查普曼的好友，这三位当时欧洲足坛最优秀的主帅的关系好到可以称兄道弟的程度，但在战术上的分歧也很明显：查普曼是公认的WM战术开创者，其在加固防守的基础上通过精准反击和精确打击的比赛策略帮助阿森纳统治了英格兰足坛；而迈索实施的则是以我为主、积极进取和进攻组织变化多端为核心理念的攻势足球。日后的一些足球历史研究者甚至认为他手下的“奇迹队”已经具备了全攻全守战术理念的萌芽。两者之间仿佛线段的两个端点，尽管在重视球员的技术性、传接球的准确性和跑位接应的灵活性方面，两人的观念其实一致，但在外在的战术表现形式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更重要的在于，WM反击战术的精髓，对于精确性和技术性的追求，并没有被阿森纳之外的其他英甲球队所充分掌握。不少球队实施WM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增强防守的厚度，但在反击和进攻时的组织依然是比较粗糙的，这更不符合迈索的足球理念。在他的治下，奥地利队仍然坚持着235的进攻足球阵型，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多瑙河流派”的其他代表也是如此。

对于意大利足球而言，这一阶段的意大利人毕竟更多受到的是“多瑙河流派”的影响。其中，可能又以匈牙利对意大利足球的影响最大。与球员身体条件普遍较好的奥地利相比，匈牙利球员的身体素质与意大利相对更为接近，也更加讲求球员的人球结合能力、速度、机敏与灵活性。20年代中后期的意大利足球欣赏匈牙利的球员，更欣赏匈牙利的教练。在接下来的10年之内，大规模的引进匈牙利人才前来“技战术扶贫”，意大利的各支俱乐部几乎都有在这一阶段邀请匈牙利人执教的经历，如尤文图斯的维奥拉（Josef Viola），AC米兰的维奥拉和巴纳什（Josef Banas），罗马的巴尔（Laszlo Barr）和科瓦奇（Lajos Kovacs）等等；至于国际米兰，更是在1926到1936年间连续启用了4名匈牙利主教练，其中的阿帕德-魏斯（árpád Weisz）在这10年间完成了国际主帅岗位的三进宫。最具代表意义的是1937-1938赛季，当赛季意甲16支球队当中竟有9支球队的主帅（或联合主帅之一）是匈牙利人。更何况作为国家队主帅的波佐也推崇进攻，相比于效率低下，靠反复冲击赌成功率而缺少战术细节设计的英式长传打法，本来也更倾向于迈索和匈牙利人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作为整体概念的意大利足球，还是作为塔尖概念的意大利国家队会与WM保持一定距离，实属正常。

然而，意大利人毕竟不是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意大利足球也毕竟不是奥地利和匈牙利足球。意大利人是理性与浪漫同生共存的矛盾体，意大利足球则更是如此。即便在这段紧紧追随匈牙利和奥地利足球的岁月，意大利人在恪守战术、服从纪律、强调防守与对抗方面，仍已体现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波佐信奉技术足球和攻势足球，但绝非类似于日后阿贾克斯王朝时期主帅斯特凡-科瓦奇（Stefan Kovacs）那样的自由主义甚至随性主义者。事实上，波佐对于球队的管理即便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十分严厉的，用波佐本人的话说，“足球比赛的进行遵循一些自然准则，这些准则要求我们必须施行严格管理下的纪律，没有纪律，就不存在秩序”。为了推行纪律，波佐会推行一些后世常见的管理策略，比如集中化管理、宵禁、查房、跟踪球员等等；同时也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元素。尽管种种证据显示波佐并不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甚至在二战后期还曾经为意大利国内的反法西斯游击队提供过援助，但在执教国家队期间他充分利用了法西斯主义那令人生畏却又着实有效的狂热主义与宣传武器，以国家的名义向球员宣扬法西斯式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献身主义，并通过要求球员们赛前必行纳粹礼等行为主义层面的方法，不断加强对于球员们的灌输。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选择一切可行的手段，这似乎就是波佐，也是当时许多在法西斯体制下求生存者的哲学。

波佐重视纪律，也同样重视整体。在当时，波佐和迈索是最早提出球员能力合理搭配理念的主帅，在他们的眼中，与其选择11个个人能力最优秀的个体，不如构建出一个最优秀的11人整体，球队不是11名球员的个人能力叠加，球员与球员之间的契合性才是最重要的。波佐的这种观念，集中体现在其在1934年世界杯开赛前放弃尤文边锋雷纳托-切萨里尼（Renato Cesarini）这一决策上。切萨里尼是当时意大利足坛的一位优秀边锋，同时也能胜任内锋和中场，拥有出色的速度与脚下技巧，是尤文在卡斯卡里诺治下联赛五连冠时期的核心球员之一；不仅如此，切萨里尼经常在比赛行将结束时得分，以至于意大利语中将此类进球统称为“Zona Cesarini”（切萨里尼时间），是一名很有特色的球员。作为一名归化球员，切萨里尼曾在波佐手下出场过11次，但未能入选1934年世界杯大名单。在波佐看来，切萨里尼的球风过于随意，且跑动不够，总是悬在高位而回撤接应很少，不满足球队的场上需要；同时，切萨里尼不喜管束，也不满足球队的场下要求。波佐的这一决策，给切萨里尼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也再次彰显了他管理和训练球队的根本宗旨：技术与纪律，缺一不可。同时，波佐还专门加强了球队的体能和身体素质训练，正如跟踪1934年世界杯的一位记者所记叙的，当时的意大利在跑动和对抗能力方面要比其他球队更加出色。做好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是波佐第三次执教意大利队期间始终贯彻的基本路线。

说回战术层面。波佐崇尚进攻、技术和灵活性，但绝不忽视防守、拼抢与严谨性；再加上其曾经长期旅英，对于英格兰足球的理解相较于一般大陆国家教练更为深入，这使得他在学习“多瑙河流派”足球的同时，也能够打开视野，去学习英式足球和WM战术的长处。在战术设计上，波佐选择了一条介乎于WM与“多瑙河流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所谓的metodo。

metodo，即英文下的method，意为方式、方法。波佐虽然不信任WM，但看到了WM在加强防守、提升反击质量方面的积极一面。更重要的是，WM战术中最具标志性的中前卫回撤为中后卫的用兵策略，对于波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结合旅英期间支持曼联队、支持查理-罗伯茨的经验，波佐意识到，在球队中设置一攻守兼备的中前卫，不仅是可行的，更是必要的。而且，自己既不必像WM那样强求中前卫回撤到防线上成为“第三名后卫”，也无需像“多瑙河流派”那样仍把中前卫定义为一个进攻者的角色，中前卫的位置完全可以更加灵活，根据比赛的实际需要随时进行调整。换句话说，中前卫的位置可以稍微回撤一些，起到保护防线，并带动整体阵型快速退防的作用；同时也不必过分回撤，在进攻时也能迅速参与攻势，起到进攻组织枢纽的作用。

在波佐的设计中，中前卫一定程度上的回撤带动前卫线位置的回收，而他们留下的空间则由内锋和边锋回撤来占据，而内锋与边锋位置的灵活变换又正是“多瑙河流派”战术的精髓所在。这样一来，球队的阵型从235转变为类似于2-1-2-2-3的部署，呈现一个“WW”的形状；球队的纵深体系更加丰富，战术线更加完整（5条战术线），战术线之间的距离更近，横向与纵向之间可以通过长传或短传更有效的连接起来，对于提升阵地进攻的人员投入力度和防守反击的精度而言都不无裨益。换句话说，波佐的意大利队阵型形式既不是WM，也不是235，而更类似于WW，融合了WM与“多瑙河流派”两方面的优点，这的确是一个智慧而又有几分狡猾的“方法”。但是，战术设计虽好，关键在于用人。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波佐的metodo而言，球队的中前卫正是所谓的“阵眼”，能否在这个位置上找到合适的球员才是至关重要的；这名球员必须要能够防守、拼抢、破坏，但又不能是单纯的破坏型选手，而仍应以进攻为主，需要具备良好的传控带接能力、意识与大局观。这样的球员堪称千里挑一了，但波佐是幸运的，意大利队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还有归化球员的鼎力相助；说的更具体一些，他们拥有路易斯-蒙蒂（Luis Monti）。

作为一名阿根廷裔的归化球员，蒙蒂成长的环境简直就是为培养波佐需要的优秀中前卫人才而量身定做的：1910到1930乃至1950年代末之前的阿根廷，是一片足球的热土，更是一块属于技术足球的乌托邦。当时的阿根廷人，完全可以自豪的宣称本国拥有世界上技术最好的球员和球队。可以说，当年的阿根廷对于技术足球和球员技术的追求达到了一个极致甚至偏激的程度，无论是街头足球等青少年足球培养的方式，还是职业俱乐部训练职业球员的模式，都以追求球员的技术、天赋与创意的精益求精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课题，而球员们也以在场上充分的秀出自己为最高目标。至于球迷，能看到支持的球星把球玩好、玩出花来，似乎才是最重要的买票目的。按照后世一些足球历史研究者的记述，当时阿根廷足球的氛围是这样的：球员的身体素质和跑动对抗？不重要。球队的纪律？不重要。团队协作？不重要。甚至于比赛的胜负？也不太重要。只有球员的技巧和创意展示，只有球队的疯狂进攻和流畅配合，只有那些能为在场所有人不断提供惊喜与刺激的足球技艺，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波佐所谓的足球比赛的“自然准则”，一种偏向于理性与逻辑的内核，几乎完全让位于感性与激情，每一支球队都追求精细的短传组织，进攻球员以玩弄自己的对手为乐，而防守球员，在缺少合理的组织、协作与体系保护的情况下，则必须学会变得强硬、冷酷甚至凶残。这样的背景，为阿根廷人创造出所谓的“5号文化”提供了条件。在阿根廷的球场上，5号球员，也即球队的centre half，日后发展成为所谓的“后腰”位置，是球队的重心。这个位置上的球员不仅需要学会防守和组织防守，学会盯防自己的猎物并为其他后卫提供协助，更必须懂得如何传球，如何迅速策动进攻，而偏科的球员是很难胜任这一工作的。某种意义上，“5号”位置可能才是阿根廷足球文化中最重要与最具特色的位置。事实上，阿根廷的“5号”是如此有名，以至于时至今日巴西人仍将防守型中场称为volante；而该词的根源，正是曾于1938到1943年在弗拉门戈俱乐部效力且表现十分优异，以至于对巴西足球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的阿根廷“5号”球员卡洛斯-沃兰特（Carlos Volante）。在阿根廷足球的百余年历史上，也确实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5号”，例如沃兰特、内斯托-罗西（Nestor Rossi）、拉廷（Antonio Rattin）、加列戈（Amerio Gallego）、巴蒂斯塔（Sergio Batista），乃至于后来的雷东多、坎比亚索、马斯切拉诺等人。而称得上这一“5号产品系列”最早期代表人物的球员，便是蒙蒂。

路易斯-蒙蒂，一名典型的阿根廷“5号”球员，在阿根廷国内效力于胡拉坎、博卡青年和圣洛伦索，随后登陆意大利加盟尤文图斯。按照相关历史资料的记录，以及布莱恩-格兰维尔等老资格记者的讲述，蒙蒂是一位球风极具争议的选手，一位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矛盾体，一名如假包换的dirty face angel。他那毫不留情的凶狠铲球能够踢断对手的小腿，同时他那灵活协调的变向摆脱和精准传递又能晃晕对手的双眼。不仅如此，蒙蒂还拥有超强的体能和覆盖能力，以至于人送doble ancho（double wide）的绰号。蒙蒂作为阿根廷队主力参加了1930年世界杯，留下了世界杯亚军、两个进球和踢伤数名对手的“记录清单”。1931年，蒙蒂来到意大利，经过短暂的状态调整后，立即成为尤文图斯的脊梁，并因其出众的号召力成为了球队的队长。此时的蒙蒂已更名为路易吉-蒙蒂（Luigi Monti），而他的存在显然不可能逃过波佐的眼睛，1932年，蒙蒂被成功纳入归化球员的行列，并迅速成为当时已披上蓝色战袍的意大利国家队的中场主将。

蒙蒂的出现，完美契合了波佐metodo战术的需要。作为球队的中前卫，蒙蒂的位置在两名后卫（full back）身前，同时又居于传统235阵型下central half位置之后，在这里，他可以尽情挥洒攻防两方面的才能。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技术足球精英国家纷纷采用了中锋回撤拿球的策略，奥地利的一代巨星辛德勒、西班牙名将伊西德罗-兰加拉（Isidro Langara）、巴西“黑珍珠”莱昂尼达斯，包括意大利本土的斯基亚维奥（Angelo_Schiavio）等人，都是个中高手，给当时防守策略还相对单一的后卫线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而作为位置后置但又不拖后的防守悍将，蒙蒂的活动范围相较于WM下的中后卫更加灵活，覆盖范围更大，十分有利于他对于此类回撤型中锋的盯防，这又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利好。以蒙蒂为重心，意大利队的metodo战术逐渐成型：蒙蒂位置的回撤，带动两名边前卫（wing half）位置的回撤，这符合WM体系的防守要求；同时，蒙蒂等人的位置又不会过分回收，因此在进攻时又能够迅速展开阵型。这种“收的回来、弹的出去”的防守弹性，未来成为意大利防守的标志性特征，配合上球员高强度的，有时甚至近乎于粗野的对抗、拼抢和铲球，意大利的防守在当时成为了能令对手生畏的存在。

说完防守，再说进攻。当前卫线回收时，两名内锋的位置也稍稍回撤，不仅增强了意大利队争夺中场的能力和由守转攻的效率，同时也为边锋和中锋创造出活动的空间。在内锋的位置上，波佐拥有梅阿查和费拉里等两名十分出色的球员，其中梅阿查是当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最为顶尖的内锋之一，而费拉里则是尤文图斯进攻线的大脑与核心。同时，两名归化边锋奥尔西（Raimundo Orsi）、瓜伊塔（Enrique Guaita）和本土中锋斯基亚维奥是球队进攻的尖刀，其中又以阿根廷裔的尤文边锋奥尔西的个人能力最为出众。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出色的攻击手之一，奥尔西的盘带和突破自不待言，同时还具备十分出色的得分能力；更难得的在于，与切萨里尼不同，奥尔西还是一位勤奋的球员，回撤拿球、协助防守的态度端正，因此得到了波佐的充分信赖。至于瓜伊塔，这位罗马名宿边锋的得分能力犹在奥尔西之上，是一名具备内锋甚至中锋素养的完备型攻击手，甚至在1934-1935赛季曾压倒著名射手皮奥拉，获得过意甲金靴的荣誉。有了这些既是专才又是通才的选手，波佐的进攻战术可以拥有多种变化。按照意大利相关网站上的记载，波佐的metodo战术在进攻端不仅限于内锋回收、3前锋突前的策略；在实战中，意大利队也可以将两名边锋、甚至中锋斯基亚维奥回撤，反而突出两名内锋的攻击位置，具备不拘一格的进攻位置变化性。

为了锻炼出一支能够在1934年世界杯上成功夺冠的队伍，1929至1934年间，波佐十分严格的管理和塑造着自己的球队，带队打了近40场比赛，这在当时是比较可观的数字。不仅如此，波佐还力排众议，在国家队启用多名归化球员。在当时，很多意大利人对归化球员的能力与态度提出质疑，认为他们不会为意大利队拼劲全力，还有的在这些球员是否应当服兵役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而波佐则顶住了这样的压力，并拿当时许多参加意大利军队的阿根廷、乌拉圭裔等士兵做比，留下了一句经典的“他们（归化者）既然能为我们战死，当然也能为我们踢球”的语录。在他的保护下，蒙蒂、奥尔西、瓜伊塔以及后来1938年世界杯球队主力中前卫，乌拉圭裔归化球员安德雷奥洛（Michele Andreolo，一位同样攻守兼备的出色球员，进入38年世界杯最佳阵容）等人，得到了在蓝衣军团充分表现个人才能的机会。同时，在门将位置上，波佐同样力排众议，启用了经验丰富但年龄偏大的老门将孔比（Gianpiero Combi）。

在波佐的努力下，意大利队已经具备了本土夺冠的实力，并最终成功登顶。当然，1934年意大利的夺冠过程多有争议，英格兰、乌拉圭等球队的缺席，以及墨索里尼政府对于裁判甚至比赛对手的操控，为意大利队的最终夺冠创造了不甚公平且不足为人道的有利条件，这也导致日后意大利的1934年冠军长期受到了历史的口诛笔伐。但必须承认的是，此时的意大利队也确实成长为了欧洲最顶尖的强队之一。整个30年代，波佐的蓝衣军团绝非1934年夺冠这一锤子买卖：1927-1930年中欧杯（Central European International Cup，一项在当时由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瑞士等欧洲大陆足球先进国家参加的跨年度双循环制赛事，胜2平1负0，最终积分最高者夺冠。这一赛事被广泛认为是欧洲杯的前身，是欧洲杯诞生前欧洲水平最高的国家队赛事之一）冠军、1931-1932年中欧杯亚军、1934年世界杯冠军、1933-1935年中欧杯冠军、1936年奥运会男子足球赛金牌、1938年世界杯冠军。这些冠军之中，除1934年世界杯冠军之外，其余3个冠军并没有多少争议。而且一路走来，意大利队战胜了数位曾经的老师：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等，还战胜巴西这样的南美新贵，这些战绩充分说明了那支意大利队的能力。

（1934年世界杯决赛，意大利队阵容）

客观来讲，metodo是一套相比于WM和传统235而言更为完善的体系，以几名球员位置的创新设计，得到了更好的整体效果。意大利人凭借metodo拿下了本土世界杯的冠军，而在4年后的法国世界杯上，意大利队的阵容大幅换血，队中只有梅阿查、费拉里和后卫蒙泽利奥（Eraldo Monzeglio）参加过1934年世界杯，且只有梅阿查和费拉里还是球队主力，但蓝衣军团依然实现了夺冠，并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成功卫冕的球队。当然，1938年意大利阵中的奥德雷奥洛、福尼（Alfredo Foni，后卫）、拉瓦（Pietro Rava，后卫，被当时很多人认为是欧洲大陆最好的盯人专家，曾以主力身份参加欧洲大陆全明星队与英格兰国家队的友谊赛，在比赛中承担盯防马修斯的重任）、科劳西（Gino Colaussi，前锋）和皮奥拉（无需过多介绍的意大利一代锋霸）等人的实力绝不亚于1934年的球员。但球员的能力只是一方面，在整个过程中波佐和他的metodo同样功不可没。事实上，在当时波佐并不是唯一一个使用该战术的教练，迈索在“奇迹队”也使用了这一体系，但防守硬度和纪律性相对较弱，且年龄偏大的奥地利队在这一战术的执行方面与意大利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不管怎么说，metodo战术同时得到波佐和迈索两位名帅的青睐，足以说明这个体系有其独到之处。

（冠军意大利）

三、metodo的衰落

翻阅能够找到的资料，笔者没有找到可以证明这一战术在当时的意大利乃至中欧足坛流行的直接证据，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例如意大利队在1938年世界杯决赛中的对手匈牙利队使用的就同样是metodo的策略。但是，相较于WM，metodo毕竟还是带有浓厚的过渡色彩。某种意义上讲，metodo的出现，更多还是波佐、迈索等人不妥协的产物，但这种不妥协在时代发展的潮流面前，毕竟还是难以为继的。

二战之后，WM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足球阵型，意大利也不能免俗。意甲最早启用WM战术的球队是奥塔维奥-巴比耶里（Ottavio Barbieri）执教的热那亚，考虑到热那亚曾受到加布特的深刻影响，这一点可以说并不出人意料；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39年，当时还以球员身份效力于佛罗伦萨的一代中前卫名将弗尔维奥-贝纳尔迪尼（Fulvio Bernardini）在罗马体育报上发表一篇专栏，系统阐述WM战术的特点，此后越来越多的意大利球队开始使用这一阵型。到了1940年代中后期，王朝都灵队（Il Grande Torino）成为了WM战术在意大利的新代表。

彼时都灵队的球队主席费鲁齐奥-诺沃（Ferruccio Novo）是一个有野心、精明、强干且善于把握机会的高手，他的家族在皮革业领域成绩斐然，其本人也将管理企业的许多经验借鉴到了管理俱乐部当中。1939年出任主席一职后，智慧的诺沃几乎总是能在最佳的交易时机出手，充分利用对手们的软肋得到自己想要的球员。甫一上任，诺沃就从瓦雷塞俱乐部抢到了年轻的奥索拉（Franco Ossola）；接下来，又于1941年引进了三名球员：来自国际米兰的国脚中场费拉里斯（Pietro Ferraris），来自尤文图斯的内锋加贝托（Guglielmo Gabetto），来自佛罗伦萨的门蒂（Romeo Menti）。如果你认为1941年的夏天对于都灵队来说已经算是收获颇丰的话，那就错了；事实上，1942年的夏天对于都灵来说才是真正最具有决定性的，他们从当时的联赛直接竞争对手威尼斯俱乐部挖来了在当时的意大利乃至全世界都堪称顶尖的瓦伦蒂诺-马佐拉和洛伊克（Ezio Loik），在明显强化本队实力的同时又沉重打击了对手；又从的里亚斯特俱乐部挖来了中场核心格雷扎（Giuseppe Grezar）。

此时的都灵队已经十分强大了，尤其是攻击实力可谓冠绝意大利。1942-1943赛季，都灵队最后一轮成功反超利沃诺队夺得联赛冠军，同时加冕联赛与杯赛双冠王。随后，二战的炮火导致全国性质的意甲联赛暂停两年；1945年联赛甫一回归，诺沃又利用当时许多球队陷入经济困境的机会，在本队已经具备超强攻击力的前提下，通过三笔转会一举强化了球队的中后场：从热那亚引入门将巴奇加卢波（Valerio Bacigalupo），从威尼斯引入后卫阿尔多-巴拉林（Aldo Ballarin），从维格瓦诺（A.S.D. F.C. Vigevano）引入中场卡斯蒂利亚诺（Eusebio Castigliano）。同时，收回外租在外的后卫马罗索（Virgilio Maroso）和中前卫里加蒙蒂（Mario Rigamonti）。在其他各队因战争和球员更新换代等原因实力出现不同程度的减损之时，都灵队反而被诺沃建设成为一支攻守兼备，几无弱点的豪强，这显然是十分巨大的对比优势。

诺沃挑选主教练方面也颇为睿智。1938年，诺沃聘请当时在卢切塞俱乐部执教的恩斯特-爱博斯坦（Ernest Erbstein）成为球队的主教练，这被证明是关键的一步。作为一名匈牙利人，诺沃邀请爱博斯坦执教，非常符合当时的意甲潮流，同时爱博斯坦本人也确实相当有能力。作为一名系统学习过体育学的教练，爱博斯坦在执教期间推行了许多比当年加布特在热那亚执教时更加先进的训练方法。相传爱博斯坦要求自己的球员长时间进行重复性的训练，虽然招致了球员的些许反感，但确实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基本功和身体素质。同时，爱博斯坦又改进了球员在攻防两端的跑动与站位等细节，并要求自己的弟子们充分利用出现的一切空当——这些都是都灵队得以脱颖而出的重要基础。

作为主教练，爱博斯坦在为都灵队拿到1938-1939年意甲联赛亚军之后，由于二战爆发以及意大利国内法西斯反犹太主义浪潮肆虐（爱博斯坦是犹太人），他不得不离开意大利回到匈牙利。尽管如此，爱博斯坦留下的东西已足以帮助都灵队发展壮大了：1942-1943年，基本承袭了爱博斯坦战术的另一位匈牙利教练库提克（Andras Kuttik）带领球队成功夺冠；而1945年联赛重启后，受到诺沃主席的诚挚邀请，爱博斯坦再次返回都灵队担任球队技术总监。在他的再一次注视下，公牛军团开启了一段真正的辉煌之旅。

（左图为诺沃，右图为爱博斯坦）

在向来紧跟潮流的诺沃的主导下，此时的都灵队已彻底转向WM战术，夏天从莱科俱乐部回归球队的中前卫里加蒙蒂此时已越来越多的以后卫身份参加比赛，球队也提高了防守的强度和反击的水平，变得更加难以战胜。1945-1946赛季，都灵队在26场联赛中仅失18球，在全部14支球队中丢球最少；接下来的三个赛季，在联赛扩张到20支球队，每支球队每年踢38场比赛的赛制后，都灵队的丢球数也分别仅为35、33、34个，连续四个赛季场均丢球数不足1个。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1946-1947赛季，仅有摩德纳队比都灵队丢球数更少（仅24个），尽管差距貌似很大，但应当考虑到摩德纳队只进了45个球，其丢球数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进攻换来的。接下来的1947-1948和1948-1949赛季，都灵队都是联赛丢球最少的队伍，而这两个赛季丢球第二少的球队分别是摩德纳（40球）和国际米兰（39球）；换句话说，这两个赛季都灵队是整个意甲唯一一支丢球数少于场均1个的队伍！在普遍重攻轻守的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为了加强对于WM的训练和运用，在经过两任爱博斯坦系主帅费雷罗（Luigi Ferrero，曾在爱博斯坦手下踢球）和斯皮罗内（Mario Sperone，曾出任爱博斯坦的助理教练）的执教之后，1948年夏天，都灵队聘请了英格兰人莱斯利-列维斯利（Leslie Lievesley）担任球队主教练。列维斯利是一名WM的专家，同时也给球队带来了一些新的战术，例如倒三角传中战术等等。作为球队主教练，列维斯利与爱博斯坦的配合同样十分默契，同时还十分关注球队青训的发展；通过他的牵线，都灵青年队曾作为意大利代表，于1948年4月参加了当时在英格兰举行的一次青年锦标赛。列维斯利还曾受波佐的邀请加入意大利国青队教练组，帮助球队在1948年奥运会男子足球赛上杀入四分之一决赛。总而言之，列维斯利是一名优秀的主教练，同时也是都灵队、乃至当时整个意大利足球战术策略向WM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可惜的是，由于在苏佩加空难中丧生，列维斯利与爱博斯坦的合作关系于1949年戛然而止。

尽管战术向WM转型，但进攻仍旧是当时意大利的主旋律。王朝都灵队或许是一支防守能力杰出的队伍，但他们那恐怖的攻击力更加令人称道。1946-1947赛季，都灵队的联赛进球高达104个，比第二名的尤文图斯多出21个；而后一个赛季，都灵队更是打进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25球，比第二名的AC米兰多出49个！都灵队的记录迄今为止仍是意甲联赛史上的巅峰，球队的两名前锋马佐拉和加贝托成为当时意甲最强力的攻击组合，尤其是球队队长，得分、组织与传球能力兼具的左内锋瓦伦蒂诺-马佐拉，被广泛认为是当时最顶尖的攻击手，是整个40年代足球运动的招牌球员之一。

都灵的这些记录是震撼的；而比记录更重要的在于，据一些史料的记载，当时的都灵队已经在运用类似于日后荷兰人全攻全守的战术。都灵的球员普遍拥有出色的技术能力，即便像马罗索这样的英俊小生型后卫也能够像颠球一样轻松将类似于香烟盒的物品颠上数十下（笔者在观看讲述当年王朝都灵的一部纪录片时亲眼看到这一段录像）；同时，都灵队毫无疑问吸取了“多瑙河流派”标志性的短传渗透、精准控制和轮转换位打法。正如上文所述，在爱博斯坦的指导下，都灵队非常重视体能储备和对于空间的利用——这些都是全攻全守战术的重要内核。换句话说，王朝都灵不仅仅是一支强队，更是一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强队。

（Il Grande Torino）

当时的都灵阵中，包括洛伊克、加贝托和马佐拉在内的6到7名球员是意大利国家队的主力之选；而马罗索、卡斯蒂利亚诺和里加蒙蒂等人也都是国家队常客。最极端的情况下，波佐曾在1947年与匈牙利的一场友谊赛中派出了10名都灵队球员，唯一没出场的都灵球员是门将巴奇加卢波，而他其实是当时国家队的正选门将，之所以将其调整出主力阵容，是因为波佐觉得国家队比赛上11个都灵球员显得不妥，这样一个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故事，充分说明了当时都灵队的超然地位，尽管苏佩加空难的毁灭性打击让这样一支王者之师在最巅峰的时刻突然滑落，但王者都灵已足以被载入世界足球史册。

（1947-1948赛季都灵队主力阵容）

王朝都灵的强大固然令人侧目；但意大利足球战术风潮的转向，却未必让所有人满意，至少波佐就是一位在时代发展变化的面前高兴不起来的人。波佐始终是235战术的支持者，他将WM战术称为sistema（即英语中的system，系统。从这一措辞中也能看出，在波佐的眼中，WM是一种冰冷、机械、缺少自由的战术），在他眼里，WM战术“会剥夺意大利球员追求进步的能力，而所有的意大利球员都至少应当幻想自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踢球”。但是随着WM的逐渐流行，以及国内各大俱乐部在使用metodo或sistema的问题上出现分裂的现实，让作为意大利国家队主帅的他十分矛盾。他难以把metodo的要求直接嫁接到已经逐渐习惯了WM的球员身上，且反之亦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发觉自己不得不努力想办法把两拨说着不同战术语言的球员凑到一块儿。他们彼此之间无法理解对方；有时甚至会出现两名球员盯防对方一名内锋的情况”。

当时的意大利国内，已经出现了从战术角度认为波佐不再适宜继续执教国家队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的音量还在日益增大。在国内舆论以及当时已出任国家队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诺沃的影响下，波佐不情愿的开始使用WM战术，但做出了自己的保留：首先，与WM战术下两名wing half侧重防守不同，波佐依然更强调他们在进攻中的作用。其次，相比于防守能力更出色的贝纳尔迪尼和里加蒙蒂，波佐更倾向于选择攻守平衡、偏向进攻的尤文中前卫卡尔洛-帕罗拉（Carlo Parola，尤文名宿，给世人留下过一张经典的侧身倒钩照片，被意大利人称为Signor Rovesciata——“倒钩先生”）担任主力；事实上，波佐几乎始终冷落着贝纳尔迪尼和里加蒙蒂。波佐的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自然会导致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一场被载入史册的国际友谊赛中集中爆发了。

1948年5月16日，意大利都灵，波佐率领的意大利国家队与英格兰即将进行一场友谊赛。这是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比赛，当时的意大利还头顶着世界杯卫冕冠军的光环，而英格兰队仍是强大、高冷、令人敬畏的现代足球鼻祖，是所有其他球队都梦想击败的对象。不仅如此，两支球队曾于1934年在海布里球场踢过一场友谊赛，而那场比赛进行的相当激烈甚至粗暴，以至于被后世称为“海布里的死斗”（The Battle of Highbury），两支球队也在那场比赛中结下了梁子。总而言之，这是一场真正的重量级对决。赛前，英格兰国家队主帅（同时也是英格兰国家队史上第一任全职主教练）温特博托姆（Sir Walter Winterbottom）对比赛高度重视，专程考察了意大利国家队的训练。按照Jonathan Wilson在The Anatomy of England一书中的说法，温特博托姆被意大利人的技术能力“惊呆了”，以至于回到国家队后组织球员进行非常大强度的训练和严格的饮食控制，用球队内锋莫滕森（Stan Mortensen）的话说来说，“我们进行了几乎前所未有过的训练，有那么两三天的训练量是我本人整个职业生涯中经历过的所有训练中强度最大的”。球队头号球星斯坦利-马修斯也承认意大利人“用脚控制球的本领几乎和用手控球一样好”。看起来，比起足球鼻祖，意大利队在技术层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而且他们还占据着地利与人和，这似乎是一场强弱相对确定的比赛，而最终的比分也确实拉开了明显的差距，但结果却是英格兰人在客场4比0大胜东道主！

本场比赛波佐派出了巴奇加卢波、巴拉林、格雷扎、洛伊克、加贝托、门蒂和马佐拉等7名都灵球员，以及卡罗拉和AC米兰的著名边锋卡拉佩莱塞（Riccardo Carapellese）和中场安诺瓦齐（Carlo Annovazzi，后来曾担任意大利队队长）等人；而英格兰方面，由马修斯、汤姆-芬尼、莫滕森，以及右内锋（Wilf Mannion）、中锋劳顿（Tommy Lawton）组成的锋线，则被认为是5前锋时代的英格兰所拥有过的最佳攻击组合。还是用马修斯的话来说，意大利人“从比赛一开始就对我们的球门发起了围攻”，而且“他们的一些一脚出球配合非常精彩。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是站在看台上的话，肯定会非常享受他们的足球”。然而，猛烈的进攻和占优的技术能力，并没有为意大利人打开胜利之门，反而因为阵型的严重失衡给蓝衣军团带来了主场失利的苦果。

这场比赛的精彩场面集锦，如今在网络上依然可以找到；而即便从这短短的不到3分钟的集锦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意大利人的攻守平衡显得是那样的幼稚：在几乎每一个进球中，我们都看不到意大利中场的身影。英格兰的超级锋线几乎总能利用反击机会，以3到4名球员的攻击组冲击意大利人薄弱的3人防线。诚然，英格兰人的第一粒进球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莫滕森似传似射的一脚球直接飞进了球门，打了门将巴奇加卢波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其余3粒进球，都是对意大利薄弱防守的无情摧残：劳顿后点接应传中头球破门，右后卫巴拉林严重漏人；芬尼右肋部突破后斜射，左后卫埃利亚尼（Alberto Eliani，佛罗伦萨队后卫）被彻底击败；又是芬尼在左路和队友配合后晃过后卫单刀抽射得手，整条意大利防线几乎毫无抵抗——在整个过程中，英格兰人的速度、力量、冲击力、体能，以及他们的反击能力和把握机会水平表现的淋漓尽致。波佐的WM，非但完全没有起到加固防守的作用，反而因为阵型的严重脱节而遭受了狠狠的教训；尽管比赛中意大利队也创造出了数次良机，并且有1个进球被吹罚越位，但最终得比分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赛后，英国人对比赛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英格兰为什么能赢？因为球队的防守在合适的时间起到了效果，而且当机会出现时，前锋们知道如何射门得分”。英格兰人的得，恰恰是意大利人的失：WM是一个更加追求防守的体系，防守时球队的两名wing half自不待言，连内锋甚至边锋往往都要回防，而波佐和他那在metodo与WM之间摇摆不定的战术做不到这一点。当时的意大利远没有日后防守体系大师的模样，反而更类似于2014年世界杯上惨败于荷兰一役的西班牙。不仅如此，意大利球员的技术允许他们能够控制皮球，也能创造机会，但在最顶尖的舞台上，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仍显欠缺；马佐拉、加贝托门蒂等人虽在国内大杀四方，但他们的能力比起梅阿查、皮奥拉、奥尔西等前辈还是有一定的欠缺。主动控球、狂轰滥炸的技术精英却在门前一次次挥霍良机乃至最终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这样的故事我们未来还将无数次的看到。相反，英格兰人用这场比赛继续彰显了他们作为当时足球领域“天朝上国”的地位，而更重要的则在于更加稳健的WM战术完全体现了对于235和metodo的优越性。波佐和他的metodo，到此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1948年5月，意大利对英格兰友谊赛，意大利阵容）

四、总结

谈及意大利足球的战术发展，乃至整个意大利足球发展史，波佐和他的metodo一定是绕不过去的元素。某种意义上说，意大利人研究、发展足球战术的优良传统，正是从metodo真正开始的。

如上文所述，metodo是波佐本人的精心设计，是WM与235战术相协调的产物，在继续坚持235积极进攻思路大框架下，融合了强化防守的理念和要求。30年代，依靠这一战术和梅阿查、皮奥拉、奥尔西、蒙蒂、安德雷奥洛等球星的良好表现，意大利的足球一度成为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代表性力量。然而，也正因为metodo本质上是一个从235到WM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性战术，其最终在意大利被WM取代，也基本符合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

遗憾的是，和WM有直接关联的一些人物，最终似乎都没能摆脱比较凄凉的结局：波佐于1948年卸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随后转型做了记者和评论员，但都没有太大的建树。更加可惜的是，虽然他本身在二战期间很可能并不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的一些所作所为还是让他被打上了法西斯的标签，以至于令他的声誉遭受了非常负面的影响。1990年世界杯前夕，都灵市内一座为迎接世界杯而动工新建的球场准备落成并投入使用，这座日后被命名为德尔-阿尔卑球场的建筑原本预定使用的名称就是维托里奥-波佐球场，最终这一动议却因为波佐本人的争议性而无奈作罢。一位为意大利足球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却未能得到符合其身份与贡献的纪念，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至于metodo战术标志性人物蒙蒂，其结局也不算太好：上文提到，蒙蒂因其防守端的球风始终饱受争议；而1934年海布里死斗中，一向防守粗野的蒙蒂这次算是吃了大亏。他在开场后不久与对方中锋德雷克（Tim Drake，阿森纳著名中锋）的一次大尺度对抗中折断了腿。在当时，这样的伤病足以结束一名球员的职业生涯，而蒙蒂的状态也因此大受影响。此后，虽然他为尤文图斯一直效力到1939年方才退役，但据记载水平已经大不如前，其国家队的生涯也于1936年画上休止符。更为可惜的是，类似于波佐，蒙蒂也由于其过于粗放的球风，以及所谓的“背叛阿根廷”等原因一直饱受争议，以至于这位在卡斯卡里诺时代作为队长为斑马军团赢得联赛4连冠和1次意大利杯冠军的悍将，最终却未能入选尤文图斯俱乐部2011年评选的历史50大球星榜单，而同时代的孔比、博雷尔（Felice Borel II）、拉瓦、罗塞塔（Virginio Rossetta）、奥尔西则都榜上有名。此外，波佐所仰仗的另一位巨星梅阿查的结局也不太好，1938-1939赛季他遭遇了一次严重的伤病并几乎错过整个赛季的比赛，紧接着1940年转会了同城对手AC米兰，其职业生涯的晚期也一直处于相对动荡的状态。

尽管有以上种种故事，但无论如何，波佐和metodo战术都是意大利足球战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篇章，也是意大利足球真正跻身于世界强队之林的起点。因此，本系列的意大利足球战术发展史将波佐与metodo作为第一章，讲述一个略显久远的故事。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metodo时代还是转型为WM之后的意大利足球，遵循的都是“匈牙利流派”或日后更为人所知的“欧洲拉丁派”的思路，是典型的技术流代表。然而，1948年与英格兰之战，已充分暴露出了身体条件相对弱势的意大利人在走技术足球道路的过程中的瓶颈——他们很难实现攻守平衡，这是一个绝症性的问题。

1949年5月4日，一场震惊世人且给后世留下了无数惋惜与猜测的空难发生了，它沉重打击了王朝都灵，也沉重打击了意大利的足球。在这里，我不想（或者说不忍）叙述苏佩加空难的细节，只谈谈它在当时的影响：当时意大利国家队的核心成员几乎都来自都灵，而苏佩加空难则让这样的资源几乎一夜之间清零，用当时意大利人的话来说，这场空难让意大利足球“一夜之间倒退了20年”。此后的1950年世界杯上，由于空难带来了球队对于乘飞机出行的恐惧，实力本就严重受损的意大利队又选择乘船长途跋涉前往巴西，其状态更加没有保障，小组赛阶段就负于瑞典惨遭淘汰。而此后的10年间，意大利人的大赛成绩则依然低迷，1954年世界杯再次小组赛遭淘汰，1958年世界杯甚至干脆没能杀进决赛圈；即便博尼佩尔蒂、洛伦齐（Benito Lorenzi）、塞加托（Armando Segato）、切瓦托（Sergio Cervato）这样的球星也不能把球队拖出泥淖，甚至完全看不到希望，更别提恢复30年代的荣光。

这一阶段意大利足球的低谷，是否完全归咎于苏佩加空难？很多人容易会有这样的理解。但是别忘了，0比4惨败给英格兰的那支意大利阵中就有7名都灵球员，但他们仍然无法弥补球队在防守和攻守平衡上的不足。更何况，看看1949年空难时球队几位核心主将的年龄吧：瓦伦蒂诺-马佐拉，30岁；加贝托，33岁；洛伊克，30岁；门蒂，30岁；格雷扎，31岁——换句话说，此时的王朝都灵队已经进入了一个周期的尾声，即便空难不发生，也很难想象他们能在巴西世界杯乃至此后的大赛上取得什么佳绩。归根到底，追求攻势足球的意大利人，很可能是在战术思路上出现了瓶颈。是继续追求浪漫与情怀，还是转向理性与保守？意大利人终究会给世人一个答案，而到那时，意大利足球将踏上一条全新的、同样充满争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