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第四章被遗忘的主席（3）] Sid Lowe：西甲的怕和憎

引用38楼 @银臂努阿达 发表的: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年12月4日－1975年11月20日）,应该是四十年（如果是算到今年的话）

擦，Sid写的是四十年，我瞎了。。。多谢多谢！已纠正～

好文要支持，lz辛苦啦

楼主继续呀

引用42楼 @EricAbidal 发表的:
楼主继续呀

马上更新！

2 前日晚 （4）

两者的对立可以追溯到1916年，皇马与巴萨第一次在杯赛中相遇。首回合重赛中，双方6-6战平，次回合重赛中，皇马以4-2淘汰巴萨。加泰球队的明星球员阿尔坎特拉后来写道：“这场失败使我感到巨大的悲伤……那是我第一次像个孩子一样哭泣，遭遇那种可怕而意外的羞辱，我们坚信那个锦标理应属于我们。”而皇马的官方历史则坚持所有结果都是完全公正的。好吧，大概吧。“（加泰罗尼亚）媒体掀起的怒潮持久而愚蠢，”它写道，“他们甚至宣称巴萨可以在任何时候击败皇马——甚至在太阳门中间。”有些事情从未改变。


但有些事情确实改变了。彼时，两者的对抗尚未成为常态，激烈程度也未臻于此——甚至国家德比这个名字也是个相对晚近的现象：这个名字借自阿根廷的河床与博卡之间的较量。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不过是一场普通德比而已。国家德比中的某些要素古已有之，另一些则并非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这场对抗都是内战之后的产物。当然，两支球队的出色表现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皇马和巴萨并非总是西班牙最出色的两只球队：他们在当下的这种支配地位是前所未有的。在历史上，只有在1950年代中后期，两者才能够号称自己是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两支球队，而即便在那时，他们也未有如今这般强势。当皇马在赢得五次欧冠后终于首次被淘汰出局时，击败他们的球队不可避免地是巴萨。此前一月，英格兰与西班牙在温布利球场相遇，当时，英国读者手中的官方的比赛指南上如此写道：“自1955年以来，伊比利亚半岛的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前，有六到七支球队有能力争夺联赛或杯赛，而现在只剩两只巨擘——皇家马德里与巴塞罗那。”然而，假如你有机会和那一代皇马球员聊天，其中的某些人会告诉你，马竞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尽管1961年出版的《皇家马德里足球全书》上将巴萨成为“永恒的对手”。


自1960年代至1970年代前期，由于财政危机而被迫出售当家球员的巴萨快速下滑，而这也成为了两者竞争史的一部分。杯赛的成功变成了他们的救赎，德比的胜利同样如此。在克鲁伊夫加盟之前，巴萨有连续十四年没有拿到联赛冠军。而在1980年代之后，巴萨和皇马曾连续四年没有拿到联赛，这是自1950年代以来的最长纪录，当时，巴斯克球队皇家社会和毕尔巴鄂竞技各获得两次冠军。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巴萨最为激烈与敌对的竞争对手是毕尔巴鄂竞技，1984年的国王杯决赛是其最佳代表。迭戈·马拉多纳甚至公开声称，他希望皇马能击败那些巴斯克人。


“有些人希望用足球来创造出本不属于体育比赛的那种敌意，”米歇尔说，“但我看到的是对手，而非敌人。竞争同时也代表敬意。”这或许有点过于乐观，但这整个故事也确实并非纯然建立在对抗之上。在1950年代，球员们也曾出现在他们对手组织的表演赛上。巴萨的球星库巴拉始终记得，是皇马主席伯纳乌与匈牙利共产党政府的交涉，才使他得以见到自己分隔已久的母亲。胡安·曼努埃尔·阿森西和何塞·“皮里”·马丁内斯也曾回忆道，在1970年代，两队的球员常常在赛后一起出去喝酒。1979年5月，当巴萨在巴塞尔踢优胜者杯决赛的那天晚上——这场比赛是巴萨俱乐部史上最敏感、最具象征意义的比赛之一，这是他们在弗朗哥死后所参加的第一次决赛，上万球迷带着加泰罗尼亚旗帜走进球场——一位访客出现在巴萨更衣室里并祝他们好运。这位访客正是皇马主席路易斯·德·卡洛斯。当罗伯特·卡洛斯在1997年的一场德比中面对着倾泻而下的投掷物时，是佩普·瓜迪奥拉护送他去罚角球，像是一面人肉盾牌。而当2010年，巴萨和皇马的球员一同赢得世界杯时，甚至两座城市的媒体，都试图将其称为我们的胜利，而非我的胜利。


无数的历史时刻加总在一起，创造了我们所见的这场对抗。其中的一些可以被准确地定位，像是一些路标，站立在通往现状——包括他们的统治地位以及彼此的关系——的道路上。而另一些则没那么明显，没那么可触可感，有时甚至还要用上一些后见之明。同时，有些人们认为存在的事情其实并不存在，或者至少不像人们经常所述的那样存在。当2011年，巴萨和皇马在十八天里于联赛、国王杯决赛、欧冠半决赛中遭遇四次时，两者的对立似乎达到了顶峰——至少在两者在欧冠决赛中相遇之前。这种国家德比世界系列赛加强了两家巨头的强势地位，并彻底遮蔽了西班牙的其他球队。有时，它显得丑陋而令人窒息；人们似乎无处可逃。


同样，现在这场竞争似乎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了——它已经支配着西班牙足球，而其代价则是所有其他西班牙球队，他们同样富于历史，富于情感。其他球队几乎毫无机会缩短与他们的差距：之前九次联赛冠军全部属于巴萨与皇马，两者赢得了二十九个冠军中的二十五个，其中十二个属于皇马，十三个属于巴萨。“双寡头垄断已经成为历史事实，”前皇马队长，现西班牙足协的体育总监耶罗最近说，“他们习惯了胜利，因此，当他们失败时，会造成巨大的后果。”


皇马和巴萨如此强势，他们的能量日增月涨。他们的转播合同使其他球队相形见拙：他们每年的电视版权收入高达1.4亿欧元，此外还有从欧冠中获得的收入；排在他们之后的瓦伦西亚只有4200万欧元，比英超的降级队还要少。在过去五年中，差距成倍增长，瓦伦西亚的收入要比巴萨或皇马少4.15亿欧元。2012-2013赛季，皇马的运营开支是5.17亿欧元，巴萨是4.7亿欧元；马竞和瓦伦西亚是仅有的另外两家超过1亿的球队，而在下一赛季，他们又将跌回1亿以下。自2009-2010赛季起，瓦伦西亚连续三年获得联赛季军：每一次，他们与降级球队之间的分差都要小于他们与夺冠球队的分差。2012-2013赛季获得第三的马竞比巴萨少了24分。这并不意味着联赛其他的队伍必然表现糟糕——尽管整体趋势是他们越来越虚弱，而是意味着皇马与巴萨确实极其强大。


在经济实力的强大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同样也显现在支持者的数量上。电视台之所以付给皇马与巴萨巨额回报，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一份报纸的编辑承认，每次皇马赢球，报纸都能多卖出一万份。同时，一位电视频道的主管也坚持认为，如果另一支球队夺得联赛冠军，将会带来一场“灾难”。尽管官方并不提供付费收看次数的统计数据，但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了四年前的数据：皇马和巴萨的数据是其他任何球队的两倍。根据西足协的内部消息，某一场没有双雄参加的西甲比赛只有47位观众购买。是的，47位。2010年，有一个新的足球频道进入了付费电视网络，它为自己能够提供联赛直播而感到骄傲，但更令它骄傲的，是它能够每周提供皇马及巴萨的比赛。2011-2012赛季，有十五场包含巴萨或皇马的比赛在西班牙免费播放；这十五场也是整年收视率最高的十五场比赛。


2012年10月间那场巴萨对皇马的比赛的观众人数是同一天马拉加对马竞的比赛的六倍。很多球队的体育场在整个赛季中只有两次会被坐满：当巴萨或皇马作客时。在国际上，人们只认识两家西班牙球队——这是两者竞争的又一层面。球迷希望看到世界上最好的球员，而他们都在这两家球队：当其他西班牙俱乐部冒出新的天才球员时，他们的职业道路不可避免地通往皇马、巴萨、或是国外。“竞争的增长得益于电视、广播、社交媒体等等。现在，外国人对此的热情甚至比西班牙人还要高：你在英格兰到处都能看到皇马和巴萨的球衣。”马科斯·阿隆索说。“就算你跑到月亮上……还是皇马和巴萨。”斯托伊奇科夫笑道。


在西班牙国内，媒体既是推手又是结果，他们将壕沟越挖越深。体育报纸各自宣称自己具有程度不同的客观性——而事实上没有一家跟客观两个字沾边。《世界体育报》和《每日体育报》公开倾向巴萨；《马卡报》和《阿斯报》则支持皇马。有时候，与其说是报纸，它们更像是宣传手册，它们将自己视为俱乐部的左膀右臂，不断对俱乐部施压，以至于获胜不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种义务。加泰罗尼亚电台的主管公开表明，支持皇马的欧冠对手是掳获自己的支持者的芳心的“巧妙”手段。他们早就将真相之类置诸脑后。和两家俱乐部一起，他们的球迷和媒体已经创造出，或者说是开发出，一种足球原 教 旨 主义。那些拒绝完全投向一边，与他们居于同一战壕的人，就会被斥为“在客观上”反皇马或反巴萨者。偏见，正如美丽，深深印在支持者们的眼睛里。


苏比萨雷塔是巴萨的体育总监以及前门将。他同时也是《国家报》的专栏作家。很少有人将这种原 教 旨 主义表达得比他更好：“我们需要真实、准确与客观，”他写道，“但这里有一个条件：只要它对我们有利。”这句话或许可以用来形容下述所有人：媒体、球迷、主席、等等，但事实上，它所形容的是这场对抗中不可避免的主角，是那位被提升为主演的体育角色：裁判。他们的错误很少仅仅被当作单纯的错误，而总是被不同的倾向所利用。


或许在某些年份，有其他的俱乐部可能出来发起挑战，但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挑战依旧不过是偶然的爆发。我们很难看到有另一只队伍赢得联赛，更难看到1980-1984年那种巴萨皇马连续四年失去联赛冠军的状况出现，或是像1970年代那样，只有巴萨拿到过一次冠军。2008年，皇马打破了西甲的积分纪录；次年，巴萨再次将它打破，并在后一年将记录再次提高，达到了99分。2011-2012赛季，皇马拿到了100分；后一个赛季，巴萨追平了这一分数。在此之间从未有人拿到过90分：而在2009年至2012年间，巴萨和皇马双双连续三年达到这一成就。过去六年刷新了十次联赛最高积分纪录。这些数据，用瓜迪奥拉的话来说，“太他妈残暴了。”


在2012-2013上半赛季的十九场比赛里，巴萨获得了十八胜一平。唯一的一场平局是2012年10月他们以2-2与皇马战平，那场向足球的致意。第二天早晨，体育报纸《阿斯报》横跨整个头版写上了一个醒目的“终生难忘！”“很遗憾在如此精彩的足球比赛之外出现了这些争议。”巴尔达诺说。但事实是，这从来都不仅与足球有关，永远有一些其他东西在那里。巴萨对皇马，皇马对巴萨。这是一个关于政治的故事、一个关于社会的故事、一个关于文化的故事。而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他们说巴萨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是的，确实如此。


皇马也一样。

[ 此帖被zihong在2015-03-25 14:20修改 ]

楼主文笔挺不错。。

怒码一记。好贴啊。。

楼主要继续安利啊！！！

3 被杀害的主席 （1）



警枪骤起，但司机却全然不顾。一辆牌号为ARM2929的黑色福特加速冲上山路，车身边上悬挂着一面加泰罗尼亚旗。坐在后座上的是民兵中尉、记者佩里·本图拉·比尔吉里，以及约瑟普·桑约尔，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主席。距离一千米之外是另一处武装检查点。这一次，车停了下来。在那里，在通向马德里西北部的NVI公路52公里处，巴萨主席和他的同伴被法西斯军队杀害。子弹穿过头颅后方与左侧，他们的尸体再也没有被找到。这一天是1936年8月6日。


今天，拉科鲁尼亚高速公路从西班牙首都出发，指向瓜达拉马山区，途径烈士谷，这座由弗朗哥下令建造的巨大陵墓上耸立着一架500英尺的十字架。NVI这条旧公路与高速公路相分离，蜿蜒盘山，陡峭地穿过森林。在它的顶端4公里处是莱昂高地，它是控制这一片山脉的津要。高于海平面1511米的这个位置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正是在这里，1936年7月，当一场失败的武装政变演变成了西班牙内战之后，双方军队开始交火。也正是在这里，发生了战争早期几场最为惨烈、持久的战斗，造成了近50万人的死亡。


如果是一个明媚的下午，这里的风光令人陶醉。但在冬天，这个地方将位于云层之上，灰暗而阴翳。这里十分荒凉：只有一个停车场、一家路边的餐馆、一座军事碉堡、以及一架孤独的石制十字架，隐现在怪异而寒冷的薄雾中。由此往下退行到51.3公里处，云层之下，是一个弯道。再往下，便可向各处延伸进入马德里：在视野远处，是耸立在城市中的四座巨大的摩天大楼，它们建立在皇马早先的训练场上。路的一边是一座疗养院，建成于内战后不久，和当时许多其他的建筑一样，它被命名为“将军疗养院”。而在1936年8月，它尚未出现。当时在那个位置的建筑与之截然相对：那是一座由石屋改建成的补给站，人称“死亡之屋”。现在，一切都已了无痕迹，路边只有一些蔓生的杂草和苔藓。


从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持续了三年。这场战争源于一系列政治上的对立：右 派对左 派、宗教对世俗、中央对地方、富人对穷人。战争起于1936年7月17日与18日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当时，军方及其右翼同谋试图推翻共和国的左翼政府人民阵线，后者自2月的大选后开始掌权。事件的肇端被后人称为噩运之春；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形势瞬息万变。先前被派驻大加那利岛的弗朗哥将军起先闪烁其词，他的扭捏作态为他赢得了1936年“加那利岛小姐”的雅号。但他最终加入了同谋，成为元首，领导法西斯武装，并建立起了军事独裁，统治西班牙直到1975年。


这场政变在右翼大本营加里西亚和卡斯蒂尔获得了成功，但在左 派控制区域则遭遇失败。马德里城，和巴塞罗那一样，依旧忠于西班牙共和国。在巴塞罗那，这场政变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所挫败，在持续三天的巷战中，他们与攻击警卫队联合了起来；在马德里，左翼政党和工会的成员由共和国政府武装起来，成为其最出色的保护者，他们和皇家军队一起，在蒙塔纳营地向反叛者发起猛攻。在此期间，权力关系发生了永恒地转变。革命在巴塞罗那爆发；工人组织控制了马德里。


1936年7月22日，战斗依旧不分胜负。一边是国家主义者：反叛的军队由法西斯主义者、保守派的市民以及教会高层所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他们提供援助。另一边是共和主义者：那些捍卫民主和左翼政治者，国际纵队和苏联为他们提供援助。与此同时，整个西方则躲在不干涉条约背后，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将其称为“我们时代最大的笑话”。在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帮助下，源源不断的军队被从非洲运抵战区，加入国家主义者一边。从北部与南部，士兵们集结攻向共和国的马德里，很快，它被三面围城。共和国军队出城迎战，试图全速控制那些山路要道。1936年8月，瓜达拉马成为战斗前线；但是，桑约尔和他的司机并不知道战线的确切位置。这个悲剧般的错误葬送了他们的生命。


约瑟普·桑约尔出身于富人家庭，最初以进口蔗糖起家。与当时许多其他的巴萨主管们不同——他们大都来自于纺织业并与保守的加泰罗尼亚联盟关系紧密——桑约尔并不关心加泰罗尼亚的资产阶级。相反，1935年夏天成为巴萨主席的桑约尔是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的国会代表。


作为加泰罗尼亚历史上获得选票最多的国会议员，他创办了一家名叫La Rambla的报纸，并为其撰写了一系列不同主题的文章，包括一个以体育与公民精神为题的专栏。“当我们说到体育时，”他解释道，“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的比赛、热情、乐观主义、青年人高尚的奋斗。而当我们谈及公民精神时，我们指的是文明、加泰罗尼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宽容。”在实际层面，这意味着支持体育的民主化；将市政设施与体育场馆开放给所有人，而非仅限于精英主义的绅士俱乐部。这家报纸还在其办公室外兰布拉斯大道上的卡纳雷特斯喷泉边放上了一块粉板，随时向巴萨的支持者播报巴萨的客场比分。直到今天，这座喷泉依旧是球迷们庆祝巴萨胜利时的集合地点。人行道上的一块小牌匾标记了上述地点，无数人从上面经过，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


桑约尔的专栏是一份宣言，标示着他认为由巴萨所代表的意义，很多年以后，巴萨试图恢复这些意义。正如前主席拉波尔塔所说：“约瑟普·桑约尔，我们的烈士，我们的主席，他所关心的是通过体育，通过巴萨来改良社会。他代表了我们所有这些有幸主导俱乐部的主席们。‘体育与公民精神’这个词组代表了一种加泰罗尼亚的、进步的生活观。”内战之后，弗朗哥的新政权将根据政治责任法审判桑约尔。La Rambla被控“积极地”领导了一场“分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而桑约尔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与分裂主义者”，要对“巴萨鲜明的反西班牙导向”负责。


1936年8月6号一整天，桑约尔都在马德里，他计划这天晚上坐夜班火车去瓦伦西亚。他正在为马德里、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的共和政府代表们传递信息。根据一些记录，他同时也在计划签下一些新球员，包括当时的时代巨星：皇家奥维多的前锋兰加拉。和许多重要的共和派人物一样，他希望亲眼见到前线。


大约下午六点左右，桑约尔的车经过了最后一处共和派的检查点，并没有注意到军队的鸣枪警告：他即将要跨越前线。开行不久，车子减速停在52公里处的“死亡之屋”边。总的算来，这个位置当时有大约25名步兵、7、8名炮兵、4位中士、15名加里西亚军人、以及少数长枪党成员——这个法西斯主义团体将最终成为弗朗哥政权下的唯一政党。当他们到达检查点并发现外面的军队时，桑约尔和他的同伴走下车去，举着手枪，并致以礼节性的问候：“共和国万岁！”车边悬挂着的加泰罗尼亚旗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敌人身份，而现在，情况就更加清楚了。他们收到了同样的问候并被邀请进入屋中。他们完全不知道，挡住自己的是国家主义者的军队。


进入石屋之后，桑约尔和他的同伴被要求举起双手，他们的手枪被没收，并被搜身。桑约尔身上携带着大量现金——巴萨干事罗塞德·卡维特声称共有2万5千比塞塔；其他版本的数字更是两倍于此。根据当时一位中士的陈述，司机曾开枪试图逃离，而比尔吉里则向俘虏他的人求饶说自己可以对他们派上用场。“自然地，”中士回忆道，“他得到了圆满的回应。” 比尔吉里和桑约尔被当场射杀，他们的尸体在被搜查之后抛诸野外。“到那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中的某个人就是那个被人们称作桑约尔·加尔加的家伙。”2009年，当西班牙发掘出大量的无名墓碑时，加泰罗尼亚史学杂志Sapiens发起了一次搜寻尸体的行动。迄今为止尚无结果。


在桑约尔未能现身瓦伦西亚或是回到巴塞罗那之后，人们的担忧与谣言同时出现。他被收押监禁了吗？他越过了前线？流亡了？第一份未经确认的关于他的死亡的消息在一周内传到了巴塞罗那。以他的名义，一支桑约尔百人团建立了起来，在马德里创立了一支桑约尔体育军，由球员和其他运动员组成，旨在反抗法西斯主义，并意图举办一场与苏联之间的慈善赛。体育军总部设在皇马俱乐部的办公室，其成员在皇马的体育场查马丁训练，由皇马的教练赫利奥多尔·路易斯带领。皇马球员费利克斯·克萨达、路易斯·埃斯皮诺萨、和西蒙·莱奎出现在了当月与马竞的比赛中，这场比赛的收入被交给了瓦雷卡斯地区兴起的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武装。被杀害的巴萨主席被作为反法西斯的象征而被皇马所尊崇、支持、与提倡。


在很多年里，桑约尔自己的俱乐部对他的尊崇也不过如此。作为内战的后果，巴萨的主席开始由弗朗哥的官员和国家法西斯主义者亲自任命，他们对纪念桑约尔毫无兴趣。桑约尔被杀了；现在他被“公审”为弗朗哥政权的敌人，他的资产被没收了。即便到了桑约尔逝世50周年的日子，也几乎没有人予以关注，此外，当一群以“桑约尔的朋友”为名的人试图在1996年纪念他的逝世60周年时，他们所遇到的首要阻力来自当时的巴萨主席努涅斯——据他的反对者所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努涅斯并未忠实反映巴萨的“真正”品质。最后，一块纪念碑终于被树立起来，但桑约尔的儿子坚持，他父亲的名字应当依西班牙语拼作“?”，而非依加泰罗尼亚语拼作“ny”。


沿山路下行，自桑约尔被杀处1.5公里，紧靠瓜达拉马镇以北的地方有一座种满松树的小公园，松枝缓缓指向南方。这座公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人遗忘了，除了偶尔有人来遛狗之外，几乎杳无人烟。没有标志、没有公告，清冷而寂静，只有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声。傍晚的阳光穿过树枝停落在一座小小的、灰色的石碑上：



约瑟普·桑约尔·加尔加

1898年7月21日，巴塞罗巴

1936年8月6日，瓜达拉马

这个书的作者Sid Lowe不属于两方的任何一方（据说这位是马竞球迷还是b8的？），这个也让他能以比较中立的眼光看待历史和恩怨。
而两边的球迷一旦戴上立场，那就是有色眼镜了，总会屏蔽掉一些不愿意相信的东西比如在Chapter10当中Sid Lowe对伯纳乌点球事件的描述，应该说是以中立的角度去描述的

引用49楼 @ForzaFerrari 发表的:
这个书的作者Sid Lowe不属于两方的任何一方（据说这位是马竞球迷还是b8的？），这个也让他能以比较中立的眼光看待历史和恩怨。
而两边的球迷一旦戴上立场，那就是有色眼镜了，总会屏蔽掉一些不愿意相信的东西比如在Chapter10当中Sid Lowe对伯纳乌点球事件的描述，应该说是以中立的角度去描述的

他似乎是皇家奥维多的球迷。。。

  

  

期待下一章节

引用51楼 @PauloDybala 发表的:

  

  

期待下一章节

引用50楼 @zihong 发表的:
他似乎是皇家奥维多的球迷。。。

真是中立球迷。。。

楼主辛苦了，希望能坚持下去
本JR将早晚拜读！~

支持楼主，最喜欢这样看足球学历史/地理的帖子了，努力做有文化的球迷~~~
楼主继续啊

3 被杀害的主席（2）

托尼·斯楚贝尔坐在加泰议会大楼下的饭店里，这座前波旁时期的宫殿和军火库坐落在巴塞罗那城市公园边上。斯楚贝尔是加泰罗尼亚团结独立运动的成员，致力于恢复关于桑约尔的历史记忆，并以那位炮兵中士的报告为部分基础，彻底调查并重建关于那次谋杀的最完全与公正的记录。


斯楚贝尔回忆起1996年他把块石碑带去瓜达拉马时的情形。当时他把石碑装在车后备箱里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而皇马球迷正忙着在镇上到处喷涂反巴萨的涂鸦。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块石碑将会被放在哪里——而在石碑放置完毕后，也就没人再去理它了。“桑约尔的朋友们”并未得到将石碑放在52公里处的许可，因此他们找到了瓜达拉马的市长，一位右翼的人民党的代表，但同时也是一位共和党军人的后裔。6月4日，石碑揭幕。加泰罗尼亚议会主席胡安·拉文图斯到场，豪梅·索伯尔克斯也到场了，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巴萨的董事。努涅斯没有出现。


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2011年，在罗塞尔的主持下，在一场联赛对阵莱万特的比赛前举行了对桑约尔的纪念仪式。巴萨的官网将他称为“烈士主席”，在俱乐部的博物馆里也为他留出了重要的位置。他开始成为巴萨的代表，代表了体育与社会——足球与加泰罗尼亚——的有意识的结合。民主、自由、左翼、弗朗哥政权的受害者、抵抗的象征，桑约尔成了巴萨的身份认同中一个关键的部分，成了迈向那个著名定语的第一步：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


在关于巴萨的叙事建构以及身份宣示过程中，加泰罗尼亚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曼努尔·巴斯克斯·蒙塔尔班所作的贡献比任何其他人都大，这一叙事将巴萨定义为“没有枪炮的加泰罗尼亚象征军队。”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支失败的军队；他们的历史是一部受难史。尤其是当他们的主席在1936年未受审判便被枪决时更加如此。巴斯克斯·蒙塔尔班的那部受难史上写满了类似的冤情，它们成为巴萨身份认同的基座，他的书里如此写道：“战争第一天，在一条通往瓜达拉马山脉的山路上，巴萨主席桑约尔被弗朗哥的军队杀害。”


桑约尔遇害九天后，安吉尔·穆尔正在Les
Corts球场为新赛季做着准备，他看到一辆轿车缓缓驶来，车身写着“CNT-FAI”的巨大字样，这是无政府主义贸易联盟的名字。一队穿着蓝色外套的武装军人鱼贯而出，走向大门，并贴上了一张告示，宣称无政府主义贸易联盟将以革命与反法西斯的名义征用体育场。在战争开始的几周里，这样的场景在巴塞罗那屡见不鲜——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运动比在西班牙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为兴盛，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工人阶级正执掌一切。”奥威尔把1936年夏天的巴塞罗那形容为一个“所有的墙面都刷满了斧头和镰刀”的城市。教堂被劫掠、焚毁，到处都是告示，宣称商家已经被收归集体：“事实上，每一栋楼，不论大小，都已经被工人占据，插满了红旗或是无政府主义这的红黑旗帜。”


尽管Les
Corts球场的更衣室在战争头几天曾被用来隐藏一些牧师，以躲避反教会的怒火，但足球俱乐部并未幸免于上述过程。巴塞罗那的另一家大俱乐部西班牙人已经被集体化了，而现在巴萨也正在路上。穆尔冲到管理员马努尔·托雷斯在体育场里的小楼中，在那里，托雷斯给他的岳父罗塞德·卡维特拨通了电话，后者是巴萨的秘书，正在俱乐部的办公室。随后，穆尔跑去了军人那里，说服他们给巴萨一点时间以帮助完成俱乐部的集体化。当他们的轿车驶离时，穆尔和托雷斯扯下了告示。


一次紧急会议立刻召开。巴萨失去了他们的主席，但一些战前的董事会成员依旧留着。他们必须找出办法维持对巴萨的控制，防止它落入无政府主义者之手。此时，他们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他们以革命的名义，自己来执行对俱乐部的集体化；他们将进行一次“自我征用。”十六名雇员组成了一个工人委员会，依附于社会主义联盟UGT，这些人包括托雷斯、卡维特、穆尔、体育场和办公楼的门卫、会计、办公人员、和球衣管理员。委员会马上公开宣称UGT——也即他们自己——征用了俱乐部，以此有效地阻拦了CNT-FAI的行动。因为，如果俱乐部已经被工人所接管，它就没法再次被工人接管了。


现在，悬挂在门前的告示上是这样写的：“此处的办公楼、Les
Corts体育场、以及巴萨的训练场都已经被UGT所征用，这里的工人均隶属于这一组织。”与此同时，一份正式的声明对这一行动做出了解释：“对俱乐部的征用与集体化是当今时代的必然要求，是深刻的革命的必然要求。我们正尽力寻找最佳的方式，以保证巴萨能够在这一新的形式要求下，履行它为体育的大众化和民主化所应尽的责任，以回应令人悲叹的混乱、法西斯主义、以及军事行动。”


当然，仅仅一份声明是远远不够的。当CNT回到球场，试图扯掉UGT张贴的告示时，他们遭到了一位军人的警告，这位军人在街对面开着一家汽车修理厂，而他恰好是巴萨球迷以及看门人约瑟普·库贝尔斯的朋友。卡维特也成功地与警察达成了一项协议，以保证体育场仅供巴萨、加泰罗尼亚足球联盟、以及警察所使用。马努尔·托雷斯事后告诉记者恩里克·巴纳尔斯：“俱乐部没有一名雇员真正隶属于任何工人组织，但我们的计谋奏效了。”巴萨被挽救了。


挽救并不意味着安全。球队的财政状况岌岌可危——“令人恐惧”，用一位委员会成员的话说。巴萨的会员人数自共和国时期就开始下降，当时，皇马逐渐成为更为强大的一方，赢得了1932和1933年的联赛冠军以及1934和1936年的杯赛冠军。而现在，情况更加糟糕，从战争开始到1939年战争结束，会员人数从7719降到了2500。随着持续的食品短缺、局势的恐惧、以及信心的进一步崩溃，足球不再是人们首要考虑的对象。


1937年5月，巴塞罗那共和党军队内部的三天激战——“内战中的内战”——结束，先前籍籍无名的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迅速兴起。随后，巴塞罗那遭到空袭，仅仅第一天就造成了670人死亡和1200人受伤，巴萨俱乐部在Consell
de Cent大楼的办公室被墨索里尼为支持弗朗哥而派出的飞行员炸毁。当炸弹击中大楼正面时，库贝尔斯恰好在大楼背面。炸弹几乎完全摧毁了这座建筑。尽管遭受了撞击与擦伤，他依旧在碎石瓦砾中救出了藏在一根水管里的2500比塞塔。在冲到现场的一些其他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抢救出一些奖杯，但依旧有超过三百座奖杯永久地丢失了。这些被救出的奖杯后来被熔在一起，铸就了一座“众杯之杯”。


但是，战争并未让巴萨停止活动。他们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冠军杯、地中海联赛以及一些友谊赛，他们坐着夜班列车出发，熄灭灯光以躲避国家党海上战舰的袭击。有些球员穿越前线去进行比赛。爱尔兰教练帕特里克·奥康纳——他1935年从贝蒂斯来到巴萨——在结束回乡之旅后回到巴萨，而安吉尔·穆尔最后成了国际纵队的训练员。1936年至1937年，巴萨参加了九场友谊赛，十场加泰冠军杯赛，以及十四场地中海联赛，以14战仅1负的成绩夺得了1937年1月至5月间的这项锦标。他们的同城对手西班牙人位列第二。这两支球队在举行于1936年8月战时的加泰罗尼亚的第一场比赛中就遇上了对方，那时距桑约尔遇害仅10天。而在双方的另一场比赛中，两方的支持者大打出手，互相指责对方是“法西斯主义者”——幸运的是，事前球迷被告知不要携带武器进入赛场。


1937年初，一位名叫曼努尔·马斯·色拉诺的商人给巴萨球员约瑟普·伊波拉送去了一份邀约。他提议巴萨去墨西哥进行一系列的巡回赛，当时，墨西哥是唯二公开支持共和政府的国家之一。根据这份报价，巴萨将获得15000美金以及差旅费。尽管起先他们犹豫了一阵，巴萨最终接受了邀请，并在14天的旅行后到达墨西哥，全团共20人，包括16名球员以及奥康纳、穆尔、卡维特和医生莫德斯特·阿莫斯。


穆尔被任命为球队的理疗师，尽管他抗议道自己完全不懂医学或按摩。奥康纳非常坚固，“别紧张，”这位爱尔兰人告诉他：“我会在路上教你。”在这个过程中，奥康纳在球队里建立起一种精神权威。大安吉尔·穆尔买来了所有他能找到的解剖学教科书，最终在1973年由小安吉尔·穆尔获得了成功——在此期间，他们已经花了超过六十年的时间担任巴萨的门卫、球衣管理员、理疗师、心理医生、告解者、以及巴萨信仰的辩护士。正如大穆尔所说：“一面是呆在巴塞罗那等着被炸飞，一面是到美洲去踢比赛，其实没什么难选的，对吧？”


更好的事情还在后面。墨西哥之旅最初包括了七场比赛，但马斯报价5000美金，要求对此加以延长。从韦拉克鲁斯出发，他们坐了四天的船来到美国。“尽管自那以后我经常旅行，但那依旧是我生命中记忆最深的旅途，”穆尔对英国作家杰夫·金说，“天知道为什么，那艘船上有几百个女人。让我们这么说吧：这些女人可让我们忙活了一阵。当你在甲板上溜达的时候可得小心点，因为地上到处都是一对对的人。我们在墨西哥的日子很不错，但那船上的四天真是狂欢节。有些人觉得那有点过头了，但我们年轻啊，我觉得那是段好日子。”

日程表上安排了在纽约的四场比赛，分别对阵休斯帕诺、纽约联队、美国足联四队、以及和犹太人四队的一场夜场比赛——这是巴萨第一次在泛光灯下进行比赛。对阵休斯帕诺时的荣誉开球者是费尔南多·罗奥斯，西班牙共和政府驻美大使。卡维特后来回忆到，尽管他试图让这些巡回赛显得无关政治，但人们不可避免地将巴萨视为共和政府的外交大使，所到之处备受欢迎，他们被奉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民主的代表，人们为他们加油欢呼，仿佛他们是主队一般。弗朗哥政府对此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们将巴萨的巡回赛视为一次政治之旅，在内战结束后，每一位参与其中的球员都被施以两年的禁赛。卡维特的禁赛时间是八年，随后减少到两年。


1937年9月，巴萨终于班师回朝。他们一共踢了14场比赛，赢了10场。更重要的是，他们总共获得了12900美元的收益，偿清了债务。这笔钱被存入一家法国的银行以防被征用：这次美国之旅拯救了他们。他们回到西班牙，并赢得了1938年的加泰杯。


好吧，至少有一部分人回来了。在旅程结束时，卡维特给了所有人四个选择：回到巴塞罗那的共和党控制区、流亡墨西哥、流亡法国、回到西班牙并进入国家党的区域。尽管一些人最终在内战结束后回到了西班牙或法国，但一开始，有九个人选择留在墨西哥，包括马蒂·本托拉和约瑟普·伊波拉。本托拉娶了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的侄女，他们的儿子马丁在1970年代世界杯上为墨西哥出战。此外，这里还有一则诡异的历史脚注：伊波拉和一位加泰流亡者，拉蒙·梅尔卡德成了朋友。一天他们一起吃午饭，梅尔卡德突然宣称他有件事情要赶着去做。而当第二天，警察找到伊波拉去辨认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时，真相才得以大白：梅尔卡德用一把冰锥杀死了托洛茨基。


在所有去往墨西哥的20人中，9人回到了西班牙：卡维特、穆尔、阿莫斯、奥康纳以及5位球员，没有一人进入国家党的区域。


1939年1月末，国家党军队抵达巴塞罗那。城市的东线已经崩溃，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座城市已经筋疲力尽，充满恐惧。“早在敌人到达以前，人们就已经厌倦了战争，只想立刻给它画上句号。”一份当代的研究精确地写道。随着国家党进驻，其他人开始撤离：总共有10000名伤员、170000位妇女和儿童、60000名男性公民、以及220000位共和军士兵从加泰罗尼亚撤往法国。有很少一部分人上街欢迎弗朗哥的军队并致以法西斯礼，其中一些人没有政治立场，而另一些人则是为了政治利益：生存是唯一要紧的事情。


对于施行铁腕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党来说，这一刻具有双重意义。他们抵达了东海岸，为西班牙征服了加泰罗尼亚——对于两边来说，这一事实的重要性都将日益放大。体育报纸《马卡》于1938年12月在国家党控制下的圣塞巴斯蒂安创刊，它稍后宣称：“解放！一个神奇的词语，人们如饥似渴地期盼了两年半。在1月26日这个难以忘怀的下午，弗朗哥将军勇敢而无畏的战士们抵达了城市的中央大道，带着惊人的冷静、镇定的步伐前行，肩上背着枪炮，唱着歌曲，每一个阳台上都插满了我们鲜艳的神圣旗帜。”弗朗哥的军队，“解放之师”，在对角线大道——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将军大道——上行进，占领了城市。在他们的队伍中，有一位43岁的志愿军下士，名叫圣地亚哥·伯纳乌。


当时，伯纳乌是皇马的一位强悍的中卫，而日后，他将成为这家俱乐部的化身。历史学家约瑟普·萨巴特坚持道：“桑约尔是巴萨的旗手，它的第二自我——自由、多元与民主的化身。换句话说，巴萨的化身。与此同时，另一位主席，皇马的圣地亚哥·伯纳乌，则是弗朗哥主义的第二自我。”


当我们——如人们常做的那样——透过皇马与巴萨的棱镜来审视西班牙内战，或是当我们——如人们常做的那样——通过西班牙内战的棱镜来审视皇马与巴萨，这时，它们的故事常常会被简化为两位主席：桑约尔和伯纳乌。一位是巴萨的主席，民主派，并在马德里被弗朗哥的军队杀害；另一位是未来的皇马主席，逃离共和党区域的右翼分子，加入军队为弗朗哥而战，并以占领了加泰罗尼亚为傲。


但是，故事并非如此简单。当伯纳乌在对角线大道上前行时他并不是皇马的主席，在之后的四年内也不会是。当伯纳乌在对角线大道上前行时，皇马的真正主席尚在600公里之外，在战区的另一边，与法西斯主义战斗。

[ 此帖被zihong在2015-04-04 12:15修改 ]

攒到刚才一起看了，真的是很有趣呀。
楼主辛苦～！

引用57楼 @fqqq12 发表的:
攒到刚才一起看了，真的是很有趣呀。
楼主辛苦～！

4 被遗忘的主席（1）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始于1931年4月，终于1939年4月，被独裁政权所取代。自始至终，拉斐尔·桑切斯·格拉都陪伴着共和国。这段经历给他带来的心碎无人可比：“就是这样了，”他在1946年苦涩地写道，“从此再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我。”1931年4月14日，他站在市政厅的阳台上满怀欣喜地举着共和国的三色旗看着人们涌入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庆祝这个国家历史上首次迈入民主阶段。八年之后的1939年3月28日，在几百码外的财政部地下室里，他看着弗朗哥将军的军队在16个月残忍的围城后，终于进入城市。


很多人都离开了，有些跑去了东岸，有些选择流亡，希望躲开这不可避免的结局。而桑切斯·格拉就坐在那里，等待着他的被捕，为民主战斗到最后一秒，并为此付出代价。在被塞进一辆货车后，他和其他21人一起被运到Porlier监狱。随着马德里的攻陷，西班牙内战与1939年4月1日正式结束。3月3日，对桑切斯·格拉的“判决”被下发，他被视为武装叛乱分子。弗朗哥的新任国家公诉人判决了死刑。桑切斯·格拉曾是共和国总统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的秘书长。他同时也曾是皇马的主席。


桑切斯·格拉不是什么左翼人士。他的父亲是一位保皇派政客，1920年，桑切斯·格拉自己曾在北非与弗朗哥并肩作战并身中一弹：他的名字甚至被记录在弗朗哥公开发表的战时日记里。他是一位活跃的天主教徒，并为保皇派的保守报纸《ABC》撰写专栏。但在经历了普里莫·德里韦拉的独裁政权后，他的政治轨迹逐渐脱离了保皇派。他建立了共和自由右翼党，将自己定义为“中立主义者：与极端左 派和极端右 派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他是一位民主派，一位自由派，他效忠于共和国。


由于被德里韦拉的独裁政权关押，他错过了1929年西班牙人对皇马的西班牙杯决赛。在1931年的市政选举中，他位列获胜的共和党-社会主义提名名单中。这次选举迫使阿方索十三世流亡国外，并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建立。事实上，和巴萨的桑约尔一样，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他是共和国临时政府次长，并成为总统的秘书长，在共和国正式成立后主管军事事务。1935年，弗朗哥将军拜访了桑切斯·格拉并承诺到他无意反对民主政权。1936年，弗朗哥便出尔反尔。“说说而已，说说而已。”桑切斯·格拉时候痛苦地回忆道。


当政变发生，内战爆发后，桑切斯·格拉在家里待了四天后奔赴马德里市委。在战争的前两年，他都在那里工作，担任卡塞多上校的秘书，负责共和国中央军防务委员会，与法西斯主义对抗。1939年，情况已经陷入绝境。大多数人都已经放弃了共和国。西方的民主国家在法英两国的带领下背信弃义，已经正式承认弗朗哥为西班牙的领袖。共和国总统胡安·内格林博士号召抵抗，但其他人却认为这已经毫无用处。1939年春，卡塞多推翻内格林，试图与弗朗哥协商投降，以避免更大的流血伤亡。当时前往协商的正是桑切斯·格拉，但弗朗哥将军——他的政权已经于1938年得到了FIFA的承认——拒绝了。弗朗哥想要的是彻底的胜利：不仅要无条件投降，而且要斩草除根。


马德里的前线日益疲弱，共和国正在土崩瓦解。和平协商宣告失败。卡塞多的“委员会”在1939年3月27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第二天早上七点不到，卡塞多把桑切斯·格林叫进来他的办公室，告诉后者他将飞往瓦伦西亚，飞机上已经为桑切斯·格林和他的妻子留下了座位。但桑切斯·格拉决定留下，他告诉卡塞多：“我绝不放弃马德里，绝不。”


“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卡塞多回答道。“国家党时刻有可能到这里，他们恨你：留下来并不明智。”


桑切斯·格拉回到家，穿上了他的制服，为监狱生活打包好东西，回到了财政部。在那里，他和社会主义国会议员胡里安·贝斯特罗一起发布了一则广播消息，告诉他们的听众，战争已经失败：弗朗哥的军队很快就要进入马德里。这则广播只播送了一半：法西斯军队到达了广播站，拔掉了天线。


战争结束后，弗朗哥政权开始公审，将所有“积极地”或是“消极地”反对过国家党的人告上了法庭。有些人被判“武装叛乱”——这个判决实在是带有某种绝望的讽刺意味。但至少他们还有某种罪名；另一些人则直接被杀掉了。军事法庭认为，桑切斯·格拉“对左翼的认同”是“完全而彻底的”；作为一位在共和国中具有“极大影响”的人，他被认为是“危险人物。”尽管他曾控诉左 派的暴行，并且救过一些*河蟹*人士的命，这些都无济于事。1939年夏天，“胜利第一年”，他被判终身监禁：30年的铁窗生涯，刑期直到1969年5月25日。在辗转多个监狱期间，桑切斯·格拉计算了一下，在战后短短几年内，仅仅在马德里一地就有五万名政治犯。一夜又一夜，他目睹了犯人们如何被毫无预兆地从牢房中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最终，作为1944年“大赦”的一部分，桑切斯·格拉被有条件地释放——之后又被再次逮捕。当军事警察到达他家，要将他带回监狱的那一刻，他选择了逃脱。他隐藏了起来，并在1946年初夏离开西班牙，进入法国。在那里，他成为共和国流亡政府的光杆部长，并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一年多。他试图与英国建立关系，徒劳地希望民主国家会去干涉弗朗哥——后者正是由二战中被盟军击败的法西斯政权们送上权力巅峰的。


“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对手们所应关心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颠覆弗朗哥和他的支持者们，”他写道，“弗朗哥是一个投机成功的低劣魔鬼，他相信自己就是上帝，他迂腐、昏聩、愚蠢且残暴；和所有暴君一样残暴。他把摩尔人带到安达卢西亚岸边，让他们洗劫、焚毁西班牙人的房屋，将他的元首之剑变成了海盗的短刃，他邀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道，将西班牙的土地夷平，驱赶谦恭的人民，逮捕工人，雇佣杀手，播种恐惧与仇恨，借用上帝之名犯下罪行，煽动仇恨的火焰，将牢房填满可敬的劳动者、成千上万和平的公民，乃至将他们送上绞刑架。”


桑切斯·格拉曾宣称“叛乱是神圣的。”但当他的妻子于1959年10月去世后，他彻底退缩了。他放弃了，他心碎、他筋疲力尽。62岁时，他联系了驻巴黎的大使，要求获准回到西班牙。他告诉大使：“我是一位自豪的天主教徒，我希望死在我父母的尸骨所在的土地上。我想我不必再说一遍，我无意参与任何政治行动。我希望在西班牙找到我渴望已久的精神宁静。”他加入了一所神学院。1960年11月，在潘普洛纳的圣多明各寺庙里，他重新拾起了他的爱好，在后院里为僧人们担任足球裁判。1964年4月2日，内战结束25年又1天，他去世了。桑切斯·格拉的生活非常隐秘，几乎无人知晓。在很大程度上，他也已经被皇马所遗忘。他的故事不再被提起。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普斯卡什、亨托、阿曼西奥·阿马罗、以及圣地亚哥·伯纳乌都曾在他们的球队面对奥萨苏纳的那天前来拜访他。当他去世后，皇马也为他献上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