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第四章被遗忘的主席（3）] Sid Lowe：西甲的怕和憎

这章大部分在讲皇马，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感兴趣。。。

两个主席不得不说的故事

4 被遗忘的主席 （2）
桑切斯·格拉于1935年赢得了皇马的主席选举，这场胜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感激他与马德里市政厅的交涉使得查马丁体育场不至于因为卡斯蒂利亚大道的延伸而关闭或被拆毁。尽管他和他的许多同僚被认为是保守派，因而遭到一些左翼人士的不信任，他的到来还是标志着俱乐部的一次转型，并且遭到了来自更为传统的右翼精英人士的抵制，后者始终执掌着俱乐部，并反对俱乐部的政治化举措。桑切斯首次引入了一人一票制，并将门票价格降到1比塞塔。在一个体育人口急速增长，群众政治到来的时代里，他的当选促进了对马德里会员身份，以及对于城市本身的认同。


1902年，皇马的建立者，加泰罗尼亚的帕多斯兄弟组织了一次锦标赛以庆祝阿方索十三世的上台，在这次比赛中皇马与巴萨首次相遇。比赛当天，阿方索和马德里市长阿尔伯托·阿奎利拉到场，后者为比赛捐赠了一座奖杯。Heraldo报描述了当天的场景：“年轻的女士们穿着收腰裙，带着巨大的康康舞帽，尖头长筒靴。色彩斑斓，带着花朵的图样，美丽的面庞如稻花开放。勇敢、庄重的绅士们身着黑服，纽孔绽出一朵艳丽的康乃馨。王公贵族济济一堂。炫目的制服。军人如斗牛士般穿着笔挺的背心和长裤。浪荡子们偷偷潜入。而在官员区则挤满了灰色排扣礼服和礼帽、镶着大理石柄的手杖。”而到了1936年，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社会正在转变。足球也变得更为普及，不再是某些绅士名流的玩物。


历史学家安吉拉·巴哈孟德将战时皇马的6000名会员分为四组：从俱乐部成立起就执掌大权的贵族；中间派，包括自中产阶级以至劳动阶级的会员；共和国时期加入的左翼会员；自然，还包括一些没有政治立场的会员。然而，有些人依旧将皇马——1921年被阿方索十三世授予皇家头衔，而在共和国时期又被强制撤销了这一头衔——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政治与足球终究走到了一起。随着战争的爆发，连不关心政治都变得不再可能——不论是对于个体的会员，还是对俱乐部而言。


1936年6月21日上午，人民阵线在瓦伦西亚的梅斯塔利亚体育场召开会议。几个小时后他们离开，为皇马和巴萨的杯赛决赛腾出场地——好吧，并非所有人都离开了。1950年撰写的西班牙足协年表回顾了这一事件：“共产党人点燃了民众，向皇马倾泻出他们全部的革命仇恨，在他们看来，皇马代表了他们所战斗的对象。他们的攻击集中在里卡多·萨莫拉身上，他甚至差点被一只瓶子击中。”


萨莫拉的名字依旧镌饰在每赛季末授予最佳门将的奖项上。外号“神圣的一个”的萨莫拉被认为几乎不可战胜，他是西班牙足球史上第一位媒体明星，他的一位同代人说他“跟嘉宝一样知名，但更漂亮。”人们为他谱出赞歌，用他命名饮料，请他主演电影，名叫《萨莫拉真的结婚了》。他是那位一天要抽三包雪茄和无数白兰地的探戈歌手卡洛斯·加德尔的朋友，1920年代当巴塞罗那成为西班牙的时尚之都时，萨莫拉是那里著名的夜店王子。当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成为共和国总统时，斯大林甚至问道：“这个萨莫拉是那个守门员吗？”1930年，萨莫拉以150000
比塞塔从西班牙人转会皇马，这是当时最贵的转会记录，同时还有3000比塞塔的月薪，再加50000比塞塔的年奖。他曾效力过巴萨，也是第一位效力过这两家球队的巨星。


1936年的决赛因为萨莫拉在最后一分钟的救险而为人铭记，它被印在纸媒上流传不息。他扑球的照片或许是西班牙足球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照片：萨莫拉在干燥的场地上向自己的左下方扑去，一团灰尘扬起，将他围住。这记射门看上去不可阻挡，用萨莫拉的话说，“不可能。”但当尘埃落定，守门员却站在那里，手持皮球。在庆功宴上，桑切斯·格拉举杯致辞，高喊“共和国万岁！”没有什么人回应他。而当球队回到阿托查车站时，人们则用共和国的国歌迎接他们。皇马成为杯赛冠军，四年之后。


战争伊始，萨莫拉在共和国区被左翼军人关押，他们怀疑他是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不过，他被狱警认了出来并给予保护，最终逃往法国，在战后回到西班牙之前为尼斯效力。他的队友包括约瑟普·萨米迪尔，这位前巴萨与皇马球员搭乘一艘法国军舰潜逃了出去。与此同时，一只巴斯克“国家队”正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芬兰和苏联巡回比赛。而在西班牙国内，各支球队的经历与活动自然因他们各自的位置，尤其是战争开始时的位置而不同。


在12只顶级联赛球队中，有8只在战争开始时处于共和国区域内，包括巴萨和皇马。和巴塞罗那一样，工人组织控制了马德里，将大楼、商业、机关……以及球队加以集体化。皇马，和巴萨一样，成为了目标，同时，也和巴萨一样，他们也抢先采取了措施。巴勃罗·赫尔南德斯·科罗纳多是皇马的前门将和秘书，他召集了一批雇员进行自我征用，这反映了皇马的地位：“一家由会员构成的民主的俱乐部，其成员当然是共和派以及左 派，”他们的职责在于“反抗法西斯主义。”“为了将俱乐部引向大众，”皇马同时将其（球场外的）设施开放给“所有英勇地保卫民主共和国，对抗法西斯主义的人们。”至少，这是赫尔南德斯·科罗纳多当时的说法。而在战后，他的说辞截然不同，面对弗朗哥主义的政权，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坚持道皇马的自我征用“是为了保护它不受赤祸所侵。”


最初的声明于1936年8月5日签署，几天之后，便举办了一场与马竞的比赛以为位于巴列卡斯的人民军募集款项。另外还有一笔5000比塞塔的钱款被交付共和国总统，此外，每位雇员都为战争捐出了自己一天的工资。现在，皇马由一个委员会掌管，其中包括两位来自亲社会主义的工人体育协会的代表，并由胡安·约瑟·瓦列罗领导；包括赫尔南德斯·科罗纳多，作为“技术总监”，他成了事实上的主席；还包括两位皇马会员与雇员。根据征用条款，只有同时成为皇马会员以及人民阵线的党员才能在战争期间使用那些设施。


这些措施的真诚性当然是有问题的。当国家党进入首都后，皇马的体能教练赫里多罗·路易斯，法西斯领导人德里韦拉的朋友，表示自己是一个内应，是长枪党的同情者。他后来的回忆录公然题为《与赤化分子在一起的三十二个月》，并题献给自己的兄弟和其他被“马克思主义暴徒杀害的”西班牙“烈士们”。胡安·卡洛斯·阿隆索1919年起就在皇马工作，并将继续在那里带上几十年，他坚称自己是“非政治的”，被迫加入了“我能找到的最为温和的工会”，只是为了寻求自保以及保护俱乐部。自我征用是一种保护皇马不受革命、不受左翼人士影响的方式——正如巴萨的自我征用一样。


战争日益逼近城市，权力的平衡发生移动，很快，皇马被纳入了共产党的势力范围。这反过来必然强行改变它的特质。1936年10月，俱乐部号召战后被忽视至今的会员们出来缴纳会费，“以免引起怀疑”。这一举措带有某种不祥之兆，而科罗纳多隐藏会员文件以保护右翼分子免遭报复的决定也似乎是很有必要的。查马丁被用来训练体育营，用以进行阅兵或技巧训练。一次体育会演的照片表明，出现在主席台上的共和党人物包括约瑟·米亚将军，保卫马德里的英雄；共产党员桑迪亚戈·卡列罗，他被广泛认为应为发生在帕拉库埃略斯的对右翼分子的大屠杀负责；共产党军队指挥官瓦伦汀·冈萨雷斯，人称“农民”；以及康奈尔·安东尼奥·奥特加，他在征用期间起家，共产党借由工人体育协会将他提拔起来，并成为俱乐部主席。


奥特加是一位共产党的政委，在战时负责秘密警察。他涉嫌伪造文书，捏造罪名，以为对“托派”领导人安德鲁·尼恩的追捕、折磨与谋杀辩护。他后来被解雇了，因为他被查出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亚历山大·奥勒夫工作。这个故事为皇马抹上了某种左翼色彩，这在它的历史叙事中常常为人所忽略，尤其因为奥特加从未得到俱乐部的承认，尽管在《白与黑》报战时对这位主席的访谈中，他曾捍卫皇马建造西班牙最好的体育场的权利；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这座城市曾是工人抵抗运动的大本营。“马德里，”他指出，“已经获得了首都的地位，它应当分享所有其他城市所分享的一切——它为战争所承担的东西，要比其他城市沉重得多。”


尽管奥特加为自利所驱使，但他上述这句话却包含了一项根本的事实。这一事实常常为人所忽略，尤其在人们谈及西班牙最大的体育交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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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63楼 @近来你好吗 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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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1，2章的时候
觉得巴萨和皇马直接的竞争好萌啊啊啊啊啊啊


虽然后面看起来挺沉重的。。。

4 被遗忘的主席 （3）
对于战争的大众认知，尤其是国际上的看法，被投射到西班牙两家最大的俱乐部身上。在这一看法中，巴塞罗那是革命之乡，是抵抗法西斯主义的策源地。这座加泰罗尼亚的首府被认为是内战的战场，是苦痛与悲剧的舞台；马德里则被认为是弗朗哥政府的老巢。由此，战争成为某种反加泰罗尼亚的*河蟹*，成为卡斯蒂利亚和加泰罗尼亚之间的冲突——就好像巴塞罗那是受害者而马德里是侵略者，就好像战争的目的是西班牙国对加泰民族的占领。在球队的层面上，皇马成了弗朗哥的队伍，而巴萨则是它的受害者。这是一个完整的叙事，同时也存在种种问题；就人们口中流传的版本而言，它基本上是错误的。

2001年在西班牙公映了一部产自澳洲的关于巴萨与皇马之争的纪录片，它是这一叙事的典型代表。它怪异地宣称，“在内战期间，尤其在巴塞罗那，足球场（即Les
Corts球场）是人们可以无所畏惧地自由言论的唯一场所。”在他的自传里，前巴萨经理维纳布尔斯写道：“战胜皇马就好象在内战中为巴塞罗那赢得一场战役……当我们获得联赛冠军时，就仿佛共和国带着荣耀重回现实。”而把这些教给他的人，正是巴萨的前主席。一本最近在英国出版的足球刊物总结道：“在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巴塞罗那是共和派的据点，而马德里则是弗朗哥手下残暴的长枪党匪徒们的老窝。”

黑白分明的图景中常常需要一些灰色，但这里的情况却更为严重——黑白被颠倒了。

将皇马视为弗朗哥的队伍，将巴萨视为受害者，这样一幅内战图景事实上扭曲了时间的界限，将事实上发生在之后，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条件下的事情，投射到了1936至1939年的历史中。它将复杂的事件过度简化，又对简单的事实加以错误阐释。它是对西班牙内战，对两座城市在内战期间的经历的鲜明误读。它忽略了如下事实：皇马的最后一位民选主席是一位共和党人，他被弗朗哥政权宣判为“赤化分子”并判以终身监禁；此外，当巴萨的雇员被迫迅速地捍卫俱乐部的生存时，对他们造成威胁的是为共和国而战的无政府主义贸易联盟，而不是弗朗哥政权。它同时忽略了，和巴塞罗那一样，马德里也曾被侵占，而其影响更为深远；同时，桑约尔被杀的原因并非在于他代表了巴萨，而在于他意外地跨越了前线并代表着共和政府——正如桑切斯·格拉代表着共和政府一样。

桑约尔被害于马德里前线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是马德里的受害者，而是在于：战争的前线位于马德里，而非巴塞罗那。共和国政府最终撤离马德里也是有其原因的——这是躲避战争的最好办法。在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对战时巴塞罗那的描述中，这座城市仿佛是内战上演的舞台，这本书的标题本身亦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中将加泰罗尼亚打造成了抵抗的中心。但奥威尔自己也写道，在巴塞罗那，战争前线仿佛被人们视为“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地方，年轻人在那里消失。”巴塞罗那的人们对战争的漠然也让他感到厌恶，很多从马德里来的人们对此深有同感——在马德里，危险近在眼前。奥威尔写道：“这部分是因为，巴塞罗那离真正的战斗场所非常遥远……同时也部分是因为巴塞罗那生活的安逸，没有什么事情让人们意识到战争的存在，除了偶尔一次的空袭警报。而在马德里，事情全然不同。”

1999年，加泰罗尼亚的前社会主义国会发言人，Ernest
Lluch在一档庆祝巴萨百年的电视节目中说：“【加泰罗尼亚】输掉了战争。”这或许是真的，但同样真实的是，马德里也输掉了战争。在同一档节目中，前巴萨球员Josep
Valle强调：“加泰罗尼亚是最后一个沦陷的地区。”有些人甚至将巴塞罗那称为最后一个沦陷的“共和国”，尽管共和国只有一个。巴萨1977年至1989年间的副主席Nicolau
Causas宣称：“在面对弗朗哥时，巴塞罗那是坚持时间最长的，而之后则被他的专政压迫直到1975年。”

把城市与人们在内战中所遭受的苦难拿来比较，并依此作出道德判断；把不同城市的抵抗时间拿来比较，并作出截然的断语——这种行为似乎有点悚然。但是，这正是人们通常进行争论的方式——尽管并不准确。同时，它也要求人们以类似的方式对其加以纠正。

加泰罗尼亚遭受的苦难惨绝人寰。一份编年史将它描述为“一座死城”，加泰大提琴手Pau
Casals将它比作但丁的炼狱，它在政变之后持续三日的残酷巷战中击退了叛军。但它并不是最后一个陷落的地区。马德里才是。认为马德里是内战的获益方有悖常识；指称马德里在战时是弗朗哥的大本营则根本是错误的；暗示马德里并未抗击过弗朗哥则是荒唐而冒犯的。奥威尔写道了巴塞罗那发生的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更具有反法西斯精神。当最初的战役获胜时，巴塞罗那位于战线之后很远的地方，而马德里则近在咫尺。在马德里，受到惊吓的市民们在路上挖洞，以使坦克陷落，并在他们的街道上筑起工事。

国家党将军Emilio
Mola在1936年秋天扬言他马上就可以在马德里的太阳广场喝咖啡。很快，人们充满蔑视地在广场中央支起一张桌子，放上一罐咖啡，上面写着：“给Mola。”之后不久，Mola死于一次坠机，而直到战争于三年后结束时，国家党军队都未能到达广场。不过，他们很快就攻到了马德里市内的城市公园和大学城，那里距广场还不到十公里。在那里，共和党人迅速组织起来并进行“训练”，寸土必争地与之战斗。在那里，共和党人苦苦抵抗了三个惨痛的年头，被围困在饥饿与恐惧中。有人在海神尼普顿的雕像边挂上告示，写道：“如果你们无法为我供奉食物，那么就把这把叉子拿走吧。”马德里正面阻击着弗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队；相比之下，巴塞罗那的人们几乎没有和他们打过照面。

想想下面这些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吧，它们全都源于马德里：“?No
pasarán!” （不让他们前进一步）；共产主义活动家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人称 “热情之花”）喊出的著名的战斗口号，“宁可战死，绝不跪生”；乃至第五纵队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人们问道Mola，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开往马德里的四支纵队中的哪一支将攻占首都时，他回答道：“一支都不会。马德里城里有我们的第五纵队。”他当然是错的。但当战争失利后，桑切斯·格拉曾回忆道，他曾看到窗外有一群年轻人穿着蓝色的法西斯长枪党制服招摇过市，唱着他们的党歌《向着太阳》。“我敢肯定，”他表示，“就在几周前，我还看到这同样一伙人唱着《国际歌》。”

巴塞罗那城当然也有第五纵队，还有从新政权那里谋得利益的加泰罗尼亚人。许多巴塞罗那人早就意识到了这点。尽管巴萨现任官员Silvio
Elías所谓“1939或1940年，90%的加泰罗尼亚人支持弗朗哥”的说法太过夸张，但他补充的这句话却是对的：“内战是一场右翼对左翼的战争……加泰的因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具有决定作用。”与此同时，没有一位巴萨球员回到国家党统治区的这一事实，也需要重新放在历史条件下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家正好在共和党统治区：他们又何必跑到其他地方去呢？另一些人则远远地离开了，在战争结束后才回来——回到当时国家党治下的西班牙。

西班牙内战是一场阶级战争，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一场宗教战争，以及一场民族主义战争。弗朗哥的军队对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分离主义充满仇恨，而一旦他们取得政权，这种仇恨就以残忍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对这些区域的摧毁、征服会带来某种政治亢奋，而对共和国的反叛也伴随着对西班牙的分裂的担忧。但是，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无法解释战争的爆发，在弗朗哥定都马德里以前（1561年以后的每一任统治者都定都于此），马德里当然也不是弗朗哥的城市。

事实上在战后，新政权曾考虑过将首都迁至某个更“有资格”的城市，比如巴拉多利德、布尔戈斯、或是萨拉曼卡，在这些城市，国家党永远是受欢迎的一方，他们甚至无需战斗。弗朗哥的表弟，纳粹的同情者，同时也是外交与内政部长的Ramón
Serrano Su?er坚持认为需要重建一座“全新的马德里，使它更适于西班牙的历史地位。”他将马德里市政厅——1931年，桑切斯·格拉曾在那里展开共和国旗帜——描述为“最糟糕的政治萌芽的温床。”后来，这座建筑成了弗朗哥的秘密警察的所在地。马德里依旧是首都，并将在日后成为中央集权的象征，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但是，这座马德里已经今非昔比了——它被整肃，被“净化”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同样陷落了。

而这正是关键所在。归根到底，球迷们常常忽略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撇开两座城市都有第五纵队不谈，在内战中，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处于同一战壕，共同与弗朗哥的军队对抗，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到最后，西班牙的共和政府搬到了加泰罗尼亚。在巴塞罗那，宣传招贴布满了城市。其中一张宣称：保卫马德里就是保卫加泰罗尼亚。

在战争期间，马德里是国家党的首要目标。军队迟迟没有攻占首都，这意味着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地方，而且其部分目的也是为了将首都隔离出来。军队唯一一次调离首都是在1936年夏天，弗朗哥命令他们去解救托莱多城堡之围，在那里，Moscardó元帅正藏身于1000名士兵与市民之中。但是，这场令人激动的宣传战的胜利并不改变他们的最终目标。在战后，Moscardó被任命管理西班牙的体育。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将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他。

而一旦马德里完了，一切都完了。

1939年4月1日，弗朗哥的公报正式宣布战争结束。“随着红军被逮捕并解除武装，国家党的军队达成了他们的最终军事目标。”上面写道。“战争结束了。”而这一目标说的是马德里；巴塞罗那早在六周前就沦陷了。马德里最终失守，弹尽粮绝，荡为寒烟，桑切斯·格拉等待着逮捕，它再也无力反抗了。*河蟹*是残酷的，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被屠杀。在整个西班牙，200000人被枪决，400000人身陷囹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