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故人：他为阿森纳和热刺埋下仇恨的种子

        亨利-诺里斯爵士(Henry Norris)曾希望将阿森纳打造成伦敦的第一支超级俱乐部，为此他甚至对英足总乃至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每名成员“软硬兼施”。但在他这些交易完成之前，他真的能让这支球队登上顶峰吗？看看《442》作者Jon Spurling怎么说。
        
        尽管亨利-诺里斯爵士已经离世将近80年，但他的名字还是会引起无穷的争议。如果你Google他的名字，你会发现很多与热刺有关的网站都把他看做是让北伦敦的两支球队水火不容的罪魁祸首。

        1910年，亨利-诺里斯买下了沃尔维奇阿森纳(Woolwich Arsenal)，他控制球队的方式就像控制中世纪的领地一样。在那个时代，当大多数球队的总监和主席都在董事会上拼命提高自己的地位时，诺里斯却做着完全不同的事情。他耍了一些让人生疑的经济手段和堪称流氓的行为，这让成为比赛中最有权势的“敌人”。

        此外，诺里斯还涉嫌进行作假仿制。但对此，道-艾利斯(Doug Ellis，阿斯顿维拉主席)、肯-贝茨(Ken Bates，切尔西老板)以及罗伯特-马克斯维尔( Robert Maxwell，传媒大亨)都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指证他。足球运动中的第一位“独裁者”似乎就是谜一般的存在。

        亨利-诺里斯生于1865年，他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商人，通过房地产积累了不小的财富。他的公司名叫Allen & Norris，主要负责将富勒姆从一个半村庄式的哨站改造成一座现代的都市。

        在对城市建设、改造和出售地产的过程中，诺里斯获得了广泛的关系网，他和很多建筑业和银行业的巨头都有联系，其中大多数人还欠着他人情。从1910年开始，这些人列出了诺里斯的兴趣所在，其中包括“葡萄酒协会”、“饮食俱乐部”以及“古董车”。
        
        (图)杀妻凶手克利平医生被押送到监狱

        从一些老照片和文字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诺里斯是一个可怕的人。他和神秘的克利平医生(Dr.Crippen，也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杀妻凶手)有些许相似之处。身高1米82的他嘴里总会叼着一支烟斗，傲慢地用各种方式对他的对手们明嘲暗讽。

        诺里斯总是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风衣和讲究的白衬衫，戴着圆顶高帽。他似乎总是用凶恶的目光盯着别人，而在球队的董事会上，他的气场也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他可以在看着别人的同时对另一个人大发雷霆。

        在富勒姆的编年史中记载，诺里斯的一个房地产对手曾认为诺里斯为了维护自己建筑公司的地位而采取了收保护费的手段。但当洛里斯威胁称让他的律师为他自由辩护的时候，诺里斯的对手选择了撤诉。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当时的沃尔维奇阿森纳对诺里斯的“政治手段”略有耳闻，因此他们对诺里斯的入主非常欢迎(当时的诺里斯还是富勒姆的总监)。很快，他开始商谈让球队从南部联赛直接进入英格兰第二级别联赛的可能性。
        
        这样的飞跃在四年之后就完成了，这让其他球队的总监感到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诺里斯一定用了什么不光彩的手段。但结果还是一样，这些人依然找不到确凿的证据。的确，在掩盖自己的手段方面，诺里斯的确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大师。

        在买下沃尔维奇阿森纳的大部分股份之后，诺里斯提出一项建议，也就是将沃尔维奇阿森纳和富勒姆合并，搬至克拉文农球场，组成一支伦敦的“超级俱乐部”。虽然这最终被足总否决(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在执行自己想法的时候受阻)，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作为富勒姆总监的同时，也担任阿森纳的主席一职。

        【“你永远也不能凌驾于一支球队之上”】

        在将两支球队合并的计划破产之后，诺里斯决意让落魄的沃尔维奇阿森纳再次复兴。1913年初，《肯特郡独立报》(Kentish Independent)的读者们被头条上的文字所震惊：“阿森纳即将搬到伦敦的另一头”。在一份官方的声明中，诺里斯提到将球队搬到北部这个拥有50万人口的地区的好处。如果球队真的搬到这里，绝对能够吸引来自芬斯伯里(Finsbury)、哈克尼(Hackney)、伊斯灵顿(Islington)以及霍本(Holborn)等地区的球迷。

        很快，诺里斯发现在海布里有一块六英亩的土地可用。这让他乐开了花，还有什么地方比这个地方更好呢？要知道，这里距离伦敦西的地铁站可只有10分钟的路程。

        于是诺里斯开始动用自己的一切政治手段来展开谈判，并向那些挡在自己面前的组织和团体施压。但他却忽略了沃尔维奇阿森纳核心支持者们的反应。不过聪明的诺里斯用了一些肮脏的手段，证明沃尔维奇阿森纳的球市已经萎缩，搬迁对于球队其实是更好的选择。
        
        (图)沃尔维奇阿森纳之前的主场叫做曼诺运动场(The Manor Ground )

        在球队降级的那个赛季(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降级)，很多人认为这是诺里斯故意而为之。他故意泄露出搬迁的消息，并削减了对球队的投资，目的就是要让球迷失望，以增加搬迁的呼声。有当地的球迷甚至向媒体写信，指责诺里斯已经出卖了俱乐部的灵魂。

        有一封是寄往《肯特郡公报》的，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真实地反映一个世纪之前阿森纳球迷的心声。信中写道：“诺里斯先生认为，相比保护这支当地球队，财政收入显然更加重要。但他其实正在犯错。你永远也不能凌驾于一支球队之上，沃尔维奇阿森纳必须留在沃尔维奇附近的地方。诺里斯会建议将利物浦队搬到曼彻斯特吗？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应该和足球有任何的关联。”

        据说，在诺里斯提出搬迁的建议之后，他曾收到过死亡威胁。但如果说来自沃尔维奇球迷的反应是有敌意的，那么在伦敦等待着他的还有一群更加愤怒的群众。

        来自莱顿东方、热刺和切尔西的代表很快就出面抗议这次搬迁。因为他们担心另外一支球队的到来会削弱他们的球迷群体。

        热刺球迷将诺里斯称为“非法闯入者”。球迷们甚至将他形容为卡通里的巴斯克维尔犬，“牠”在一个农村里徘徊，随时准备将托特纳姆这只小鸡撕碎，并偷走所有粮食。
        
        (图)开始动工的海布里球场

        足总决定调查整个事件的始末。但委员会中的人大多数都是诺里斯的朋友，他还向这些人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材料。诺里斯认为，伯明翰有40万人口，谢菲尔德有25万人口，他们都各自拥有两支顶级联赛的球队。那么在人口接近200万的伦敦，为什么不能拥有四支球队呢？

        最终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委员会表示反对者“没有任何权利介入此事”。此时，《托特纳姆先驱报》开始张贴广告，请求他们的球迷“不要去看或者支持诺里斯的这帮入侵者。因为他们本就没有待在这里的权利。”

        下一个需要克服的难题就是抚慰海布里众多的居民。这里的人们同样感到非常愤怒，他们在自家门口写下“职业足球中的不良分子”以及“肮脏的计划”等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一位居民甚至建议与伊斯灵顿自治委员会(Islington Borough Council)召开会议，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个地区遭到彻底的破坏”。

        诺里斯对当地的政策很有研究，他知道抵制者们有多大的力量。于是这次他采用了一个聪明的策略，他告诉当地人，或许他们的脑海中根本就没有足球俱乐部的概念，如果他们真的了解了之后，就会知道每周六有30000多名球迷出现在球场会对当地的商业产生多大的帮助了。
        
        (图)1913年的海布里球场

        诺里斯需要面对的最后一个障碍就是英格兰的教堂了。很多教会组织的人都认为足球是“邪恶的”，因此当地的居民也认为，想让英格兰教会的人同意一家足球俱乐部购买这里的土地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诺里斯依然“技高一筹”。他将一张2万英镑的支票放在他们面前，于是教会组织的人也松口了。作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这位老者私自完成了这笔交易。于是在这片曾供年轻牧师打保龄球和网球的地方，海布里球场就开始建造了。

        【新的位置和新的级别】

        但5年之后，诺里斯期望将阿森纳打造成一支超级俱乐部的计划看起来就要破灭了。随着世界大战爆发，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足球从1915年开始暂停。而阿森纳青年队的几名希望之星也在法国和佛兰德斯(Flanders)的战场上失去了性命。

        在为球队投入了12.5万英镑的巨资之后，诺里斯突然发现他需要继续重建这支处在第二级别联赛中游的球队。但此时的他却决定完成足球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笔交易。

        当英足总在1919年再次聚首的时候，诺里斯显得非常自信，因为他在战争中结识了更多官员。在索姆河战役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三支炮兵旅正是诺里斯集结的。

        此外，他还得到了上校的荣誉头衔。而在1918年的大选中，诺里斯还因“有礼仪”、“有家庭观”和“有道德力量”为由，被选为富勒姆东部的保守党议员。1919年，日后成为保守党主席的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这么描述下议院：“每个人在战争中都做得不错，但他们个个都面貌严厉。”恐怕他对身为富勒姆东部议员的诺里斯的印象会更为深刻。

        在足总的会议上，英足总提议第一级别联赛扩军，将原有的20支球队扩大到22支。但这看起来对阿森纳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1914-1915赛季他们只排在乙级联赛的第五位，排在第三和第四的分别是伯明翰和狼队。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是，原本从英甲降级的切尔西和热刺将得到挽救命运的机会。
        
        (图)对诺里斯言听计从的足总委员会主席麦肯纳

        但此时诺里斯开始动用他和委员会成员们之间的特殊关系。这其中最可靠的无疑是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对诺里斯言听计从的麦肯纳(McKenna)。这位麦肯纳曾是利物浦的老板，在1915年的一场比赛中，利物浦的四名球员在他的支持下收钱踢假球，故意输给曼联来帮助曼联完成保级。考虑到麦肯纳的影响力，这四名球员自然被免除了终身禁赛的惩罚。

        诺里斯秘密地向足总委员会的每位成员拉票，希望他们同意阿森纳升级的提案。对此，热刺的总监完全被蒙在鼓里。诺里斯提到，阿森纳拥有巨大的潜力，海布里距离市中心更近，这意味着相比那些地域较为偏僻的球队，球迷们在这里可以度过一个更愉快的周末。

        此外，诺里斯还提到“阿森纳为在联赛效力的时间更长，这理应得到回报”等理由。但他似乎忘了，狼队成为联赛一员的时间其实比阿森纳更久。而对于同样有降级之忧的蓝军，诺里斯早已和切尔西主席结为好友，他向切尔西保证，只要阿森纳升级，他们也一定会有好处。

        据阿森纳主帅莱斯利-奈顿(Leslie Knighton)所说，为了让事情顺利进行，诺里斯还联合了一些资产家，确保投票按照他的想法进行。事实上，相比他的其他商业交易，他在阿森纳主席位置上所做的一切根本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当投票结果出来的时候，切尔西的确受益了，蓝军留在了甲级联赛，而阿森纳也以18对8的票数战胜热刺，成功升级。此时，白鹿巷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就连球队在1908年南美之行中收到的礼物——一只鹦鹉，也难以接受这则新闻，没过多久就咽了气。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才诞生了足球界那句著名的话：“病得像只鹦鹉”(sick as a parrot)。
        
        (图)1920年出现在海布里的阿森纳(诺里斯是第三排左数第五位那位戴帽子的老者)

        据说事后，麦肯纳用很小的代价就得到了温布尔登地区的一座豪宅。但这次同样没有确凿的证据，除了这座豪宅，还有诸如与其他球队总监的现金交易和日后那个神秘的棕色的纸袋子，都成了永远的谜。又一次，诺里斯完美地掩盖了自己的行径。

        “幸运的阿森纳”和“狡诈的阿森纳”，这是当时围绕在球队身上的两个称号。但相比诺里斯树敌的数量，这还点称号还算不上什么。诺里斯享受着自己的成功，而他的敌人们最终也早晚会品尝到胜利的滋味。

        【球队和主席创造了一个更可怕的敌人】

        1922年，阿森纳和热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糟糕。自从1919年诺里斯使用那些卑鄙的手段之后，两支球队就开始借用当地的报纸互相口诛笔伐，但诺里斯似乎很乐意参与其中。日后阿森纳总经理鲍勃-沃尔(Bob Wall)回忆道：“当时，海布里和白鹿巷之外的街道和酒吧里都非常危险。在比赛前后，你经常可以看到拿着刀的球迷。”

        1922年9月，在白鹿巷的那场堪称肮脏的比赛中(当时热刺已经赢得了升级的资格)，两支球队的敌意开始全面爆发。雷格-博雷汉姆(Reg Boreham)的两个进球帮助阿森纳2-1赢下了比赛，但球迷和球员们的行为却让当时的媒体感到震惊。枪手后卫弗兰克-布拉德肖(Frank Bradshaw)和亚瑟-哈钦斯(Arthur Hutchins)肩撞两位热刺球员，导致对手受伤离场(当时还没有替补球员)。于是，看台上的球迷开始投掷杂物，扔向枪手犯规的两名后卫。
        
        (图)球队主帅莱斯利-奈顿、队长布利斯和门将史蒂夫-邓恩参加足总的调查会

        这样的比赛还能继续进行下去简直就是奇迹，《运动家报》(The Sportsman)报道到：“阿森纳对对手毫不留情，这样的做法一定会让人印象深刻。”而《托特纳姆先驱报》则称，具有艺术家的气质热刺又被残忍的阿森纳欺凌了。

        《星期日晚报》(Sunday Evening Telegraph)的记者同样感到异常愤怒，他这样描述这场比赛：“这是我在足球场上见到的最肮脏的场面。球员门不停地拉拽裁判，甚至拳脚相加。”

        在那次的事件中，听证会认为热刺球员博特-史密斯(Bert Smith)先爆了粗口，阿森纳球员阿雷克-格拉汉姆(Alec Graham)则对此实施了报复。诺里斯让球队的主帅奈顿独自面对这样的情况，自己则返回了他在法国里维埃拉的“避难所”。就像往常一样，有麻烦的地方你永远也不会看到诺里斯的身影。
        但此时，他的敌人们却在靠近。

        而事实上，早在1924年，诺里斯就已经感到了一丝绝望。此前，由于被卷入一桩损失惨重的诽谤官司中，他已决定不再担任富勒姆东部保守党议员一职。而诺里斯在保守党内的对手查尔斯-瓦尔默(Charles Walmer)却非常反对诺里斯支持关税改革的做法，他将诺里斯批评了个遍，还说他“智商极低”。

        对此诺里斯自然感到愤怒，他认为诋毁他的名字和形象是他的对手们最常使用的攻击手段。最终诺里斯在法庭上取得了胜利，但事情显然没这么简单。和诺里斯一样，瓦尔默也是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因此当诺里斯而非自己成为英格兰第一总会(the Grand Lodge of England)执事的时候，瓦尔默开始变得丧心病狂。

        当时的诺里斯已经是一位精英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成功”了。诺里斯的自负是出了名的，因此他会利用一切机会嘲讽瓦尔默。在每次委员会会议中，两人都会发生言语交锋，更让旁观者吃惊的是，两人曾几乎在下议院外的走廊里大打出手。瓦尔默最终败下阵来，他对嘲笑诺里斯的行为感到后悔，这让他损失了一小部分财产，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得不辞去自己的职位。

        诺里斯宣告了自己的胜利，这一次他几乎完全摆脱了公事的烦扰，他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到他的建筑事业和对阿森纳的经营上。此时的他已经60多岁了，他变得更加古怪，也开始向球队可怜的主帅奈顿身上施加更多的压力。

        诺里斯掌管阿森纳已经将近15年，但球队依然没有赢得任何奖杯。他认为自己球队的球员都太容易被打败了，于是在一次董事会上，他宣布以后球队的教练“不准再签那些身材瘦小的球员。我们需要的是大家伙。”
        
        (图)1937年的球队主帅奈顿

        奈顿不愿意按照诺里斯的旨意行事，于是他丢掉了工作。有一名从沃金顿(Workington)加盟阿森纳的球员，他的名字叫做哈罗德-莫法特(Harold Moffatt)。虽然看起来很有前途，但此人的身高只有1米62。这让诺里斯怒不可遏，他向球队主帅奈顿喊道：“一个矮子能做什么？”此后，莫法特转会到了埃弗顿，奈顿也很快离开了球队(事实上，他马上就可以得到4000英镑的奖金，但他没有撑到那一天)。

        奈顿此后表示，诺里斯古怪的性格让球队损失惨重，罪责之一就是他要求引进一名球员的费用不能超过1000英镑。这是真的，此后在为球队寻找新主帅的广告中，诺里斯特意写道“我们不需要在购买球员方面花钱过多的主帅。”

        1925年，当诺里斯任命在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 Town)三次赢得冠军的查普曼为球队的主帅后，他发现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被《观察家报》(The Examiner)报纸形容为“约克郡的拿破仑”的查普曼一上任就和诺里斯产生了交锋。

        查普曼告诉诺里斯，如果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阿森纳赢得一座奖杯，那么他必须大手笔投入。查普曼的头号目标是桑德兰前锋布坎(Charlie Buchan)，黑猫给他的标价是5000英镑。诺里斯有些害怕，但仅仅几个月就再次炒掉球队的主帅显然不是个明智的做法。于是他和桑德兰达成协议，先付给黑猫2000英镑，布坎在赛季中每进一球，他就需要付给桑德兰100英镑。

        于是布坎来到了海布里，但却比合同中写明的时间晚了一个月。对于这件事，谁都没用太过在意，但《每日邮报》的一位记者却充满好奇。于是这位记者开始了独家调查，并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报道。

        【暴露乃至被驱逐】

        1927年，《每日邮报》终于开始刊登一系列的文章，题为“轰动足坛的大事件”，指责诺里斯付给了布坎一些非法的款项。但诺里斯表示，布坎在转会到球队之后必须放弃他的一些商业兴趣，并且必须在伦敦买一栋房子，球队给他的钱是为了弥补布坎的这些损失。
        
        (图)1926年出现在阿森纳的布坎，一年之后诺里斯就跌落神坛

        尽管足球圈的每个人都知道，大球队为了吸引球员必须给球员一些好处费，但英足总对此却监管得非常严格。通常情况下，为了招揽球员，球队需要付房租、找厨师、装备最新款的洗衣机并为球员们的孩子安排私人学校。但诺里斯的做法实在是太鲁莽和简单了，他直接将钱放在一个棕色的信封里递给了布坎。

        1927年，诺里斯以125英镑的价格私自卖掉了球队的大巴车，但事后这笔钱却鬼使神差地跑到了他妻子的银行账户里。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诺里斯喜欢抽着雪茄、喝着白兰地在伦敦兜风，但却没想到他会用阿森纳的账户为自己买单。

        此事的曝光是有轰动性的。挪用公款？棕色信封？作为保守党的重要人物，他怎么能卷入财政丑闻中呢？两年之后，诺里斯将《每日邮报》告上法庭，但这次他却没有像以前一样笑到最后。

        诺里斯表示，自己为球队的投入比125000英镑还多，因此他当然有资格使用球队的125英镑。但这一次他为什么没有像往常一样，喝一杯拿破仑酒来犒劳一下自己呢？而在谈到给布坎的非法款项时，诺里斯表示：“我们或许就不应该引进这名球员。”

        围绕在诺里斯身上的故事还有更黑暗的。1928年，当热刺在保级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时候，诺里斯曾告诉阿森纳在面对朴茨茅斯和曼联的时候手下留情(朴茨茅斯和曼联也在为保级而战)。虽然这次依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足总委员会却选择召集起来以应对《每日邮报》提出的指控，他们相信这已经足够证明诺里斯的罪行。此后，诺里斯被处罚终身远离足球，于是他就再也没回来过。
        
        (图)阿森纳的功勋主帅查普曼

        这位“独裁者”终于离开了球场，查普曼也终于摆脱了所有限制，开始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执教能力。查普曼是幸运的，因为塞缪尔-希尔-伍德(Samuel Hill-Wood )成为了阿森纳高层的主要持股人和运营者，球队老板决定球队命运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希尔-伍德家族的方法非常管用，想必对此塞缪尔-希尔-伍德的孙子彼得-希尔-伍德(Peter Hill-Wood)也深有感触。因为在1995年，谈到格拉汉姆的执教方法时，彼得表示：“既然你已经得到了这方面的专家，你为什么还要插手呢？”事实上，没有哪位教练在枪手拥有的权利比查普曼更大。他掌控着球队的转会、管理以及日常训练，他在球队有着绝对的权威。一个总监取代了另一个总监，但这次掌权的显然是一个更仁慈的总监。

        上世纪30年代，当查普曼带领的球队拿到球队历史上的第一座重大冠军奖杯的时候，坐在看台上的诺里斯只能沮丧地看着。他对球队的成就感到骄傲，但不能作为阿森纳主席迎接日常的挑战，他就像是一个不完整的人。
        
        (图)1931年，阿森纳带着球队的奖杯巡游，坐在伦敦盾左边的就是查普曼

        不论是在商业、政治还是足球生涯中，诺里斯都被贴上了自私和欺凌的标签，这无疑会让他感到更加沮丧。诺里斯的律师在1928年的法庭上提到，在一战后为比利时难民解决住房问题的时候，身为公众人物的诺里斯在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他的律师补充道：“30年前，诺里斯特意为自己的房子标低价格，因为他想让尽可能多的富勒姆居民买得起房子。这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会做的事情。而在战争期间，诺里斯为国王和国家鞠躬尽瘁，基奇纳勋爵一定私下向他表达过谢意。”

        1934年，当诺里斯死于心脏病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了他温柔的一面。当时他的资产估价为7万1千英镑，约相当于现在的400万英镑。这不仅养活了他的妻子、三个女儿和两个妹妹，还照顾了当年对他望而生畏的阿森纳员工。

        此外，前阿森纳主帅奈顿还从诺里斯的资产中得到了一张100英镑的支票，这足以确保他可以早点退休，安度晚年。训练师乔治-哈迪(George Hardy)和球场管理员阿雷克-莱(Alec Rae)也各自得到了20英镑，这相当于他们一年多的薪水。阿雷克-莱对此感到惊讶不已，因为此前“如果场地不像诺里斯要求的那么平整，他总会针对我”。

        诺里斯还回报了为他的公司工作的人，甚至有报道称，1922年和他对薄公堂的瓦尔默也从他这里得到了500英镑。他公司的前员工评论道：“当时，他面临的很多战斗看起来都是很严肃的，但在他看来，他只把这看做是一项美好的运动。”

        诺里斯的葬礼在富勒姆的一个小教堂举行，他的朋友和很多希望表达美好祝愿的人都来到了现场。主持葬礼的牧师总结道：“故人已逝，忘记邪恶，善意永存吧。”

        至今，白鹿巷的忠实拥趸都对诺里斯曾经的作为愤愤不平。

        本文取自2004年《442》杂志，作者同样是Jon Spur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