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德维德专访：柏林墙倒塌改变我一生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内德维德将这一事件视为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完美契机。那时，住在布拉格的内德维德只有17岁。柏林墙将每个人与美好生活分离开来，即使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球员。
“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那是一个完美的时刻。”内德维德的这句话，每个字都是事实。柏林墙倒塌之前，如果捷克（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球员想出国踢球，必须年满32岁且国家队出场要达到一定数量。实际上，很少有人可以做到这两点。
内德维德依然记得，柏林墙倒塌几天后，捷克人上街进行非暴力游-行，国家也终于迎来第一次民主选举。“我们带着钥匙上街，晃动着发出声响，当时的政权便明白是时候下台了。”内德维德说道，“我们为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奋斗，这在当时是没有的，但现在已经实现。”
捷克斯洛伐克在几年后解体，内德维德也决定和妻子伊娃娜离开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于1996年搬到意大利，并一直居住至今。“那时我才23岁，而且从来没有出过国。我觉得征战意大利赛场困难重重，冠军十分难得，奖杯太过沉重。”内德维德回忆道。捷克教练兹德内克-泽曼是时任拉齐奥主帅，他很快便说服这位踟蹰不前的年轻人勇敢冒险，并将他带到自己的队中。
搬家到意大利经历重重磨难，罗马这座喧嚣熙攘的城市也深深震撼了内德维德的心灵。起初，这位捷克球员面临着语言问题，而且每走一步似乎都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内德维德还记得当时的官僚作风，身为非欧盟公民，他需要填写没完没了的文件以申请罗马居住权。另一个鲜活的记忆是那些莫名其妙的医生预约，当时伊娃娜正怀有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我当时想道：‘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内德维德说道，并一边回忆当时的迷惘心情，还有祖国和意大利之间的文化鸿沟。不过，意大利人多次向他施以援手，“十分友善且面带微笑”。意大利人和捷克人是如此不同，内德维德十分感叹。他发现祖国同胞“天生封闭胆怯”，而意大利人“阳光向上”。
在罗马度过几载光阴后，内德维德于2001年接受尤文图斯抛来的橄榄枝，一家四口搬到都灵这座西北城市。他发现这座城市更安静，更符合自己性格，这里的居民气质也更像捷克人。搬到都灵便轻松许多，他已经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而且也不需要应付那么多的医生预约。内德维德的都灵新家位于市区外，置身于葱郁垂阴的曼德里亚公园里，视野之内可见一座高尔夫球场，还有阿尔卑斯山的雪顶。
内德维德一直在寻找自然居所——他说感觉就像回到斯卡尔纳的树林和果园里。内德维德在这座捷克小镇长大，他经常和小伙伴托马斯四处奔跑偷果子吃。内德维德说道：“我以前就住在树林里，这种感觉像回到了小时候。”对大自然的热爱让内德维德因此拥有一段十分深刻的友谊。初到都灵那几个月，他接到伊娃娜语气慌张的电话，妻子告诉他有位男子从后门进入家中，自我介绍后便坐在了餐桌上。听了伊娃娜对这位男子的描述后，内德维德让她冲杯咖啡，好好招待这位客人。
这位“入侵者”是翁贝托-阿涅利，工业家，前菲亚特首席执行官，以及尤文主席。阿涅利刚好住在隔壁，这么多年来这位主席成为了内德维德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不管是个人还是职业层面。“他喜欢在树林里散步，期间随时都可能上门做客。他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家人，经常帮助我们，特别是最初那几年。”内德维德回忆道。
内德维德承认，他的生活和一般的足球运动员不同——他是远离镁光灯的居家好男人。他需要“简单而正常”的生活，喜欢有一个固定模式。他把大部分时间奉献给家庭，孩子及其学校，还有健身房和高尔夫球场。他说自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感谢妻子伊娃娜，内德维德认为她是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
谈起两个孩子的时候，内德维德双眼放光。伊娃娜和帕维尔（以父母命名）在意大利土生土长，感觉更像是意大利人，他们也在意大利学校上学。不过，内德维德让他们参加捷克学校制的考试。在内德维德的心目中，家庭是一个真正的“避风港”，与职业道德一样对他有着非凡意义。“为了自我提高和取得成功，努力工作及自我牺牲是正常手段，不管是足球运动员还是其他工作。”那么足球呢？“没有哪个国家像意大利这样对待足球，可以说是过度的狂热。电视上和报纸上有太多关于足球的内容，整个星期足球都是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
2003年12月，内德维德被提名为世界足球先生，并获得了欧洲金球奖。2009年8月，内德维德结束足球生涯，如今在安德雷亚-阿涅利手下担任尤文高层，内德维德把这位翁贝托的儿子当成“超越一切的朋友”。“我在意大利学到很多东西，作为一个男人和球员，我都成熟了不少。我在这里奉献了最好的年华。”内德维德解释道。他说自己留在意大利的时日或许已不多，但他的未来取决于孩子的教育情况。
回顾自己在意大利的这些岁月，内德维德说道：“我发现没有人像意大利人这样，这里的人最大程度地诠释了什么是自发性，什么是简单生活。”内德维德补充道。对许多意大利人来说，他依然是一位“捷克人”，不过这位来自斯卡尔纳的保守自律的男人，其实比他自己承认的还要更加“意大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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