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后的英伦大地，充满着不可捉摸的困难与冲突。在20世纪70代和80年代早期，英格兰是一个充斥着冷漠、暴力、愤怒、不景气、野心与刺激的地方。但是，对于英格兰的朋克和重金属摇滚乐而言，此时却仿佛迈进了一个镶满黄金的时代。与之相应，在足球赛场上，英格兰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1977年至1984年的8年时间里，英格兰俱乐部共问鼎了7次欧冠冠军，一时间无可匹敌。现在，英超联赛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流行的足球联赛，但是英格兰俱乐部在球场上的统治力却远远不如那个时代。哎，莱米-凯尔密斯特（Lemmy Kilmister，摩托头乐队主唱）悸动人心的男低音，还有鲍勃-佩斯利（Bob Paisley，带领利物浦队三度问鼎欧洲的功勋教练）朴实而聪明的战术风格真是令人怀念啊！ 在英格兰足球呼啸欧洲的那个时代，一切似乎都充满着激情。在狂欢的日子里，啤酒、汉堡当然必不可少，那些小心翼翼地节食还有系统科学的体育训练可没有将英格兰俱乐部带向胜利的巅峰。先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在足球赛场上（注：此处主要指欧冠赛场）一路领先，然后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有西德人（谁知道东德人此时在干什么？）。然而，在那个黄金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俱乐部持续地出击、超过并战胜着那些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燃料驱使着英格兰足球获得如此成功？ 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花哨的脑筋急转弯。从战术设计上来说，诸如鲍勃-佩斯利和布拉恩-克劳夫（Brian Clough，带领诺丁汉森林两度问鼎欧洲）这样的英国足球功勋主帅虽然在战术策略上也十分的高明，但是从来没有制定出过像阿贾克斯队那样精心设计的，在球场上全攻全守的战术方案，也没有为球队打造出如21世纪的巴塞罗那般以tiki-taka 快速短传为主的华丽的技战术风格。1971到1973年，阿贾克斯队连续三次、具有统治力地问鼎欧洲后，拜仁慕尼黑坐上了欧洲霸主的宝座。当时他们的阵容基本上就是西德国家队的阵容，这其中就有被称之为足球皇帝的自由人——弗朗茨-贝肯鲍尔（Franz Beckenbauer）。 是的，当时的英格兰就是黑暗的宠儿，不仅是在比喻意义上，实际上当时英国也频繁的停电（电力管制)。整个国家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等方面来看，都是一片的混乱。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失业率一路飙升，随之也带来了人们脾气水平的飙升。在1974年，英国企业用电被限制在了每周只能使用三天，而汽车司机开车所消耗的汽油也是定量配给。当时，英国的这种混乱状况甚至引起了远在非洲的铁血独裁者伊迪-阿明（Idi Amin，1971-1979年任乌干达的总统）的奚落。他给英国政府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在乌干达为英国募捐了“一卡车的蔬菜和小麦”，英国政府应该赶紧“在这些食物变坏之前”派飞机过去领走。 与此同时，在三年的时间里，因为大规模罢工等紧急状况的发生，英国首相泰德-希斯发表了四次公开的声明。那个年代，几乎各式各样的暴力事件都有可能在英国发生，有时候是因为政治，有时候因为种族问题，有时候因为经济问题，有时候因为足球等娱乐活动。在印度去殖民化过程中，因为主持划分印巴边界问题而闻名遐迩的拉德克里夫勋爵（Lord Radcliffe）认为——此时的英国是“难以管理的”。
在1977夺得第一个欧洲冠军杯的奖杯后，利物浦队和球迷一起疯狂地庆祝 寒冬注定是漫长的。在1978年12月到1979年2月所谓的“不满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 ，语出自莎士比亚戏剧独白），公共部门的罢工使得学校纷纷停课，成堆的垃圾腐烂在路边，甚至连死者的遗体也无人处理、掩埋。1979年5月份，怀揣治国大计的”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执政。撒切尔夫人的执政理念激进、无情，这植根于她的政治信仰——“像社会这样的东西本不该存在”。正因为如此，这种政治理念很难被各方面平和的接受。于是，为了减小改革的阻力，她把国家机器有效地武装了起来。或许在一些人的脑海中，她的施政方针奏效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使得整个社会中的反抗力量更加增强，至少，社会各阶层间的疏离及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 让我们再回到音乐和足球。这两者其实都是年轻人发挥创造性、寻求社交集会的舞台，同时也是他们宣泄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渠道。由于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可替代渠道，这让年轻人们更加倾向于把满腔热情致力于在音乐舞台或足球赛场追逐梦想（或者相反，像那些朋克族一样直接表达对社会梦魇的不满）。曾经有像佩兹利那样的一整代的年轻足球运动球员，他们选择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最初动力来源于不想成为如父辈那样下矿挖煤的工人。现在这些煤矿早已关闭，甚至某些工厂也已经关闭了，于是这种成为职业球员的额外动力也随之消失了。紧张不安的气氛弥漫在四处，但是当人们都寻求着共同的爱好，甚至在宣泄完脾气时，积极的正能量也在悄然升起。这种喧闹、带着发泄感的气氛无论在足球场上，还是在朋克和金属爵士音乐中都能够找到。这是一种或许带有毒刺儿，但令人振奋的热情。 “这是一场工人阶级的逃亡：来，让我们成为一名足球远动员或者成立一个乐队”，布莱恩-泰勒（Brian Tatler）这样说。1976年，他在米德兰兹创建了富有影响力的重金属乐队“钻石头”。与之类似，铁娘子重金属乐队的主唱，保罗-迪安诺（Paul Di’Anno）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在东伦敦，如果你不能踢足球或者打拳击，那么就加入乐队吧。”或许，迪安诺应该进一步说——即使你能踢足球，还是来加入乐队吧。铁娘子乐队由史蒂夫-哈里斯（Steve Harris）成立于1975年。当年，史蒂夫-哈里斯的球场天赋让他足以为西汉姆联的青年队效力。不过，最终他还是离开球队，选择成为一名全职的贝斯手、音乐创作者和重金属音乐的演唱者。而如果你既无法踢球，也没有加入乐队，你也可以选择做一个观众，原地跳跃舞蹈、摇晃着头享受在令人激动的音乐中，或者为喜爱的球队喝彩、唱颂赞歌。 铁娘子和钻石头两个乐队都是“英国重金属新浪潮”（简称NWOBHM，这个新名词由英国《声音》（Sounds）杂志在1979年首先发明）中的先锋。“英国重金属新浪潮”描述了重金属音乐乐队突然爆发的情形：在之前的好多年，许多重金属摇滚音乐人们的演奏已经有一大批受众，但是没有制作音乐唱片，用以记录下来自己的演出。直到这场运动的到来，他们开始相信自己也能制作唱片，并对原始的朋克摇滚进行了大胆的DIY改造。这种相信自己，大胆创新的态度就是朋克运动给世界带来的最为持久的贡献。与之伴随的是那些经典的唱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性手枪乐队于1977年发行的专辑《不要在意胡说》（Never Mind the Bollocks）。而就在同一年，利物浦队赢得了他们接下来八年中四个欧洲冠军奖杯中的第一座。 性手枪乐队的主唱约翰-莱顿（John Lydon，原名为约翰尼-罗顿）从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枪手的球迷。2014年，在他所出版的自传《愤怒就是一种能量》中这样谈到：足球的魅力只能由那些像英格兰俱乐部黄金年代时永不服输的球场英雄们所书写。”过度的战术分析是当代足球的弊病之一”，约翰-莱顿如此评价在当代爆发增长的多如牛毛的足球战术讲座，“足球的这个领域本来就应该是混乱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无论怎么去计划，俱乐部可以过度地去制定那些战略或者购买最好的球员们，但是这依然可能没有效果。主帅可以为一个球队注入的是信心和气质，是这些东西促使着一个支球队变得成功和令观众兴奋……所有那些在战术板上圈圈划划的战术分析都是垃圾，会使球员们迷失在那些形式主义当中。我的意思是，来吧！”
在1980年的对阵汉堡队的欧冠决赛中，约翰-罗伯森的进球帮助克拉夫的诺丁汉森林队成功卫冕 这个朋克音乐的标志性人物对于传奇足球教练们有如下犀利评论：“他们是离经叛道、引弄潮流的人，他们是球场上分析者“。在这里，约翰-莱顿特别圈出了鲍勃-佩斯利、克拉夫和比尔-香可利（Bill Shankly）这些天才教练的名字。这些教练们好像都会使用人体炼金术一般。是的，他们能够在一些当时看来不太可能出球星的地方慧眼识珠，挖掘到天才球员（如苏格兰的肯尼-达格利什、阿兰-汉森、格雷姆-索内斯、约翰-罗伯逊等等），他们也能够制定出稳定流畅和灵活的战术。但是，真正使得他们所率领的队伍变得特殊的是他们最神奇的能力：让不同个性的球员们之间变得互补而不是冲突，并最终唤醒球员为共同目标而奋战的荣誉感，就像将场上11个人组成了一个撒切尔永远不会提起的团结的“社会”那样。从来没有任何人像此时的英格兰球队和球迷那样彼此间如此紧密地血脉相连，团结在一起。 关于这些传奇主帅们利用他们卓越的能力来激励球员们的故事数不胜数。在1980年，18岁的加里-米尔斯（Gary Mills）成为了代表诺丁汉森林俱乐部在欧冠决赛出场的最年轻的球员。在那场比赛后，诺丁汉森林第二次登上了欧洲之巅。加里-米尔斯诉说了一个关于主帅克拉夫的故事——“他当时大概在我们前方50码的地方，然后停下来，用拳头击打一棵树”，他回忆起决赛前一天球队的那次训练，“当他告诉我们都要像他那样去做时，我们很想知道他会做什么。（当克拉夫走到前面用拳头击打完树后）所以，我们也都围在一起，开始用拳头打树。那是一种属于男人的力量，克拉夫可以让我们做任何事情。” 香可利也有一种类似于克拉夫的魅力。甲壳虫乐队正统治着世界乐坛的时代，利物浦也刚刚开始崛起。这座城市中充满了那种积极的令人欣喜的氛围。主教练香可利将这种美好的感觉不断放大，甚至让球迷们产生了一种如信徒般的疯狂。或许与甲壳虫乐队的音乐风格不同，利物浦1973年和1976年两夺欧洲联盟杯靠的是速度和战斗欲望——快速抢第二点，赢得每一次拼抢，还有把球传给前面的高中锋。对于此时的利物浦俱乐部而言，夺冠时刻最完美的音乐配乐或许就是齐柏林飞艇乐队的那首《通讯中断》（Communication Breakdown）吧，尽管齐柏林飞艇乐队的主唱罗伯特-普兰特（Robert Plant）终身都是一个狼队足球俱乐部的球迷，还是球队的名誉副主席。 任何摩托头车队的音乐也再合适不过，因为他们的音乐风格就像是史蒂夫-海韦（Steve Heighway，司职右前卫）和前锋约翰-托沙克（John Toshack）之间的化学反应一样，在疯狂的红军KOP们面前被彻底释放。你瞧，这就是速度和雄心。需要提醒的是，摩托头乐队直到1975年才成立。当时，乐队创始人莱米对于速度的偏好使得他被驱逐出风格没那么激烈的雄风（Hawkwind）乐队。摩托头乐队的音乐风格充满了速度和锐利，鼓手菲尔-泰勒（Phil Taylor ）狂野的音乐风格非常适合作为利物浦，这支后来征服了欧洲的英格兰俱乐部的夺冠背景音乐。这个狂野的鼓手之所以走上音乐之路，有着颇有趣味的故事——他以前是支持利兹联队的足球流氓。有一天，父亲走过来给了他一支鼓棒，并给了他建议：“如果你想打什么东西，就打这个吧。”菲尔-泰勒自此改邪归正，成为了一名鼓手。 当年那一幕幕的场景恍如梦幻一般——1979年欧冠的半决赛，诺丁汉森林的主场，来访的德国球队科隆队在禁区内造成了一片混乱，比赛打成了3-3；一年后，特雷弗-弗朗西斯（Trevor Francis，诺丁汉森林前锋）从球门近角将球送入阿贾克斯的大门。还有，在伊普斯维奇俱乐部赢得1981年的欧洲联盟杯期间，他们的球员特里-布切尔（Terry Butcher）和保罗-马里纳（Paul Mariner）都会是观看重金属音乐演出的常客。他们甚至观看了雷文乐队（Raven）的演出。这是一支在“英国重金属新浪潮”中成立的纽卡斯尔乐队，他们的音乐风格带着柔韧性和强健的感觉，被人们称之为“运动金属音乐”。 我怀疑利物浦主教练佩斯利从不会看重金属音乐的演出。他是一个安静的男人，不爱出风头，不像克拉夫或者香可利那样具有强烈的个性。但是他工作起来却和那些教练一样地努力（努力到足以在老朋友香可利退休后接替他入主安菲尔德），当然，也和他们一样充满了才华。他在使用球员方面十分具有洞察力，常常用这句经典的话鼓励那些有潜力的小伙子：“就做好你们自己擅长的东西就行了。”佩斯利在任期间，利物浦队更加强大，从原来的联盟杯冠军升华为能连续拿欧冠冠军的欧陆王者。他所打造的利物浦，比以前少了一些粗暴，多了一些控制。这种差别相当地细微，场面上也许不如球队以前打得那么漂亮，但是红军利物浦队此时十分地强大，就像一个红色的魔鬼，能让对手窒息。这样风格的球队当然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主旋律，相比摩托头乐队的风格，这个时期的利物浦与铁娘子乐队更加合拍。细数历史会发现，利物浦踢重金属足球的传统要远远地早于渣叔尤尔根-克洛普（Jürgen Klopp）在2015年的到来。 如果说朋克精神给我们传递的是只要你真的想去做，你就可以站在舞台中央；那么“英国重金属新浪潮”告诉我们的则是只要你想去做，同时也足够的优秀，你就可以站在舞台的中央。那时的英格兰俱乐部们似乎也在向世界传递着类似的精神力量。诺丁汉森林俱乐部，在升入顶级联赛的第二年就加冕欧洲。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的沃特福德俱乐部和温布尔登足球俱乐部也都纷纷从国内最低级别的联赛一路升级奏凯，最终进入了顶级联赛。当然，还有阿斯顿维拉，这支曾使整个欧洲都臣服在自己脚下的球队来自于伯明翰，这里也是重金属艺术的摇篮地之一，曾诞生了诸如黑色安息日、犹大牧师等著名的重金属乐队。 黑色安息日的贝斯手，基泽-巴特勒（Geezer Butler）就是一位阿斯顿维拉的球迷。但是犹大牧师乐队的音乐风格与1982年维拉那支欧陆的王者之师更加接近（尽管这支乐队与维拉的同城对手，西布罗姆维奇足球俱乐部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他们于1980年发行的专辑《英国钢铁》（British Steel）可能最为纯粹的表达了重金属风格——从声音上，歌词上，甚至从外在的视觉上都是如此，这也是阿斯顿维拉俱乐部足球风格的很好的总结。
在欧冠半决赛次回合前对阵安德莱赫特队时，阿斯顿维拉的球星彼得-维特和 肯恩-麦克诺特与球迷们一起合影留念 在1982年对阵拜仁的欧冠决赛中，正如《英国钢铁》专辑中《急速射击》（Rapid Fire）一歌的歌词中所说，“捣毁世界，就像攻城锤那样”，维拉球队的前锋彼得-维特（Peter Withe）就像开场的吉他独奏一样让你的灵魂被深深震撼；而边锋托尼-莫利（Tony Morley）的盘带和过人，还有戈登-考恩斯（Gordon Cowans）的犀利传球则演奏出了最最纯净的声音。 《英国钢铁》专辑中《打破规则》（BREAKING THE LAW）一歌的歌词表达了街头男孩们在那个年代的躁动与憧憬：“你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你没有线索/如果你没有，你会发现你总在重复你的人生/打破这些规则/打破这些规则”。而《联合》那首歌更像是一场在场边为阿斯顿维拉欢呼的颂歌，他用欢快的鼓声还有伊恩-希尔的低音吉他（通过手指指法的变换来给给予额外的重击声）使这种让人兴奋的感觉更加凸显。 在犹大牧师乐队的演奏中，你找不到任何团队之间相互不信任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失误。这正如阿斯顿维拉一样，当时依靠仅有的14名球员的维拉同样没有犯任何错误，赢得了欧冠的冠军。在1982年的欧冠决赛赛场上，他们承受住了拜仁慕尼黑的猛烈攻击，依靠防守反击中彼得-维特的进球杀死了比赛。 1982年的欧洲超级杯决赛，阿斯顿维拉对阵当时世界上最为富有的俱乐部之一，来自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当时，巴萨的球风非常的粗暴，在对阵阿斯顿维拉前，已经两次被欧足联以“不必要的粗野犯规”为由罚款，这包括欧洲优胜者杯上对阵托特纳姆热刺（1982年4月7日）时的场上冲突：那场比赛中，警察不得不跑进场中阻止巴萨的马诺罗-马丁内斯（Manolo Martínez）殴打格雷汉姆-罗伯茨（Graham Roberts）。这两场欧洲超级杯的决赛也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在两队较量的次回合，阿斯顿维拉打出了堪称具有自己标准性风格的足球。那么的冷酷无情，偶尔美丽，却总是能激动人心。 最终，阿斯顿维拉3-0战胜了巴萨。相比巴萨而言，他们在比赛中更有效地遏制住了自己的愤怒。维拉全队只有艾伦-埃文斯两黄变一红，而巴萨则有两张红牌。来自苏格兰的高大中后卫肯恩-麦克诺特（Ken McNaught）在加时赛打进了一个宝贵的进球，再次宣示了英格兰俱乐部在欧洲赛场的统治力。在为阿斯顿维拉所效力的207场比赛中，肯恩-麦克诺特仅仅进过8个球，而其中有5个都是在对阵欧洲赛场的对手时，通过头球取得的。这次面对巴萨的门将乌尔鲁蒂（Urruti），他也不例外。之前的加时赛赛第110分钟，戈登-考恩斯在点球罚进后忘我的庆祝使得发飙的巴萨门将从背后将其踢倒（细节如下：戈登-考恩斯的右脚推射被乌尔鲁蒂扑出，反应迅速的戈登-考恩斯快步跑过去左脚补射！球进了，此时，进球后兴奋的戈登-考恩斯，又跑到球网里朝皮球发泄似的又踢了一脚。这种忘我的庆祝激怒了郁闷的乌尔鲁蒂，他在背后照着戈登-考恩斯就是一脚）。
点球补射进球后，考恩斯忘我庆祝，巴萨门将乌尔鲁蒂发飚背后踢人 在第114分钟，肯恩-麦克诺特的头球鱼跃帮助球队3-0领先，进球后他灿烂自信的笑容和高举的拳头向乌尔鲁蒂证明：在球场上的暴力攻击是徒劳的。“巴萨的门将不会再踢我了，他们已经被彻底击垮”，肯恩-麦克诺特之后回忆比赛时说到。巴萨的不理智行为让欧足联“受够和厌恶”了，在赛后俱乐部再次受到了欧足联的罚款。欧足联还警告巴萨：如果再情绪失控，就要把俱乐部驱逐出欧洲赛场。 在1980年的9月份，为了防止越来越多的球场暴力事件，阿斯顿维拉尝试了一个新颖的计划，这个计划看起来要比建造带有高压电网的监狱要美妙得多——每两周一次，俱乐部将在训练场地举办足球培训课程，并邀请1000名当地的青少年前来参加。维拉主帅维恩-桑德斯（Ron Saunders）认为这有助于释放“因失业所带来的多余能量和被压抑的情绪，人们肯定都渴望着去做点什么”。不过即使这样的计划，在时代的大环境下也无法改变什么。 动荡的时代，焦躁的心灵，最终使球场内的暴力事件也走向了一个顶峰。在1985年的尤文图斯和利物浦的欧冠决赛场地海瑟尔球场,球迷冲突导致39人丧生。海瑟尔惨案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英格兰俱乐部在欧洲赛场的全面禁赛，那个英伦俱乐部横扫欧洲的时代宣告结束了！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90年代初，英格兰俱乐部才终于在欧陆被解禁，足球联赛也更名为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成立于1992年2月20日）。虽然肃清了球场暴力等一些问题，但是英格兰足球好像从此也失去了些什么。当前，英国和欧洲俱乐部更喜欢从南美洲寻找一些天才球员。同时，也许是一种巧合，在南美大陆，重金属乐队的摇滚巨星们也找到了他们最为疯狂和为数众多的粉丝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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