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鲁伊夫在足球场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荷兰和西班牙，他对这项运动的巨大影响被人们公正地称颂。上个世纪的70年代，在郁金香具有革命性的全攻全守足球浪潮中，克鲁伊夫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在球场上那盖世无双的才华，一个个让人难以忘怀的精彩瞬间，真的是无与伦比。很少人会仅仅认为，克鲁伊夫只是一名世界级的球员。无论是对于荷兰足球，还是欧洲足球，克鲁伊夫都是一个不能不提及的名字。
（图）克鲁伊夫在美国踢球时的精彩瞬间 在1979年时，克鲁伊夫开始了一场不同寻常的事业计划(前往美国踢球)。更少的认可，世界范围内更少的关注，这就是他要付出的代价。尽管如此，那些在美国的往事仍然证明了克鲁伊夫的伟大。这不仅是体现在已有的影响力上，克鲁伊夫还收获了很多新的东西。然而，他的这段经历常常被一些人所误解。许多荷兰媒体认为克鲁伊夫这样做只是出于经济上的驱动，甚至只是一场宣传的噱头。你看，这与事实的真相实在是相去甚远啊！ 克鲁伊夫在美国的冒险行为不为世人所熟知，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时至今日，美国作为一个足球国家仍然没有完全受到重视。在足球主流世界的许多上层精英人士看来，如果不留情面地来说，美国所踢的完全是一种业余足球。这其中也包括荷兰的一些人，他们对克鲁伊夫这次看似可疑的美国之旅作出了自己的反应，似乎有意地“忘记”了克鲁伊夫的存在。也许他们也已经一起“忘记”了在上个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克鲁伊夫对于荷兰足球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在美国，克鲁伊夫也想要同样的创新。来到洛杉矶阿兹特克俱乐部时，克鲁伊夫遇到了他长期的导师，也是前荷兰和阿贾克斯主教练里努斯-米歇尔斯(Rinus Michels)。克鲁伊夫希望能把这里的比赛带到另一个水平，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球员而存在。但是，在到达洛杉矶之前，克鲁伊夫的生活状况很难说是理想的。 1978年是克鲁伊夫在巴塞罗那的最后一季，他计划在这一年退役。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只不过是暂时的。第一次退出足坛后，克鲁伊夫意外地进入了养殖行业。和加泰罗尼亚的邻居米歇尔-乔治-瓦西里耶维奇(Michel Georges Vasilievich)的这次联合投资，证明了即使是克鲁伊夫，看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瓦西里耶维奇把克鲁伊夫的财产投资在了谁都想不到的地方：一个养猪场。您没看错，这是一次失败的，同时也是极其声名狼藉的投资。“有时候，你自己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是有多么地傻，”克鲁伊夫后来说道，“那么，你就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你对养猪这一行完全不感兴趣。” 虽然对养猪生活不感兴趣，但足球仍然是克鲁伊夫生活的整个中心。当一场完全不同的冒险机会呈现在眼前的时候，他对足球比赛的那种短暂的幻灭感很快就消失了。当时的美国是一个仍然在足球世界中寻找出路的国家。对于荷兰飞人来说，这是一个在新的文化中留下自己独特印记的机会。
（图）球王贝利在美国的纽约宇宙队效力过 在一开始，人们似乎都认为，克鲁伊夫会追随着天皇巨星贝利和贝肯鲍尔的足迹来到纽约宇宙队。在一场克鲁伊夫出场的表演赛中，这个雄心勃勃的俱乐部提供了一笔可观的费用。但是，球场的问题最终成为了阻碍。“让我在‘垫子’上踢球是不可能的。”克鲁伊夫把矛头指向了巨人体育场的人工草坪。一番波折后，克鲁伊夫最终还是选择来到了位于西海岸的洛杉矶阿兹特克俱乐部。这里有他的朋友和导师米歇尔斯，似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目的地。 对于克鲁伊夫的到来，阿兹特克俱乐部的管理层充满着急切而热烈的期盼。从签约算起，克鲁伊夫一天的时间表是这样的：在签完约之后的5个小时，荷兰人就坐上了从西班牙前往美国的航班，为的正是要赶上那个晚上在阿兹特克俱乐部的首秀。经过了12个小时的空中旅行，又休息了4个小时，克鲁伊夫来到了球场上。就这样，在合同谈判刚刚完成的同一天，荷兰飞人就在北美足球联赛(NASL)中完成了自己的首秀。
（图）克鲁伊夫在阿兹特克俱乐部时期 这21个小时的折腾，如果说克鲁伊夫感到了任何疲劳，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仅仅是正常的，可能就不是克鲁伊夫了。首秀比赛开场仅仅7分钟之内，克鲁伊夫连进两球，在观众面前为自己的到来完美地揭幕。随后，不知疲倦的荷兰人又给队友送出了助攻，球迷们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在1979赛季，克鲁伊夫共打进了16粒入球，创造了14次助攻，带领着球队打入了季后赛的半决赛，并被评选为联赛最有价值球员。 克鲁伊夫不是那种只是满足于荣誉和赞扬的人。他会非常有特色地下定决心并参与到其中，对俱乐部产生持久的影响。他经常进行演讲，并为阿兹特克俱乐部提供带有自己风格的推广工作，试图传播他的洞见和相关的知识。“约翰的(工作)强度堪比最好的那种从事开拓性工作的人员，”艾伦-罗腾堡(Alan Rothenburg，当时阿兹特克俱乐部的拥有者)说道，“他总是乐意驱车几个小时去参加电视节目中10分钟的讨论，而这一切什么也不为。” 此时的克鲁伊夫很高兴，自己远离了那些歇斯底里，远离了媒体的关注，还有职业生涯早期的那些压力。“美国真的是白板一块，”他在自传《我的转身》里如此写道，“所有那些嘲笑我不幸的人都远在欧洲，我在这个新世界里彻彻底底地找到了我的位置。” 然而，随着俱乐部被出售给了墨西哥传播集团，克鲁伊夫在洛杉矶的生活不得不很快地走到了终结。该公司想要建立一个以墨西哥球员为主的球队，而克鲁伊夫高达50万美元的薪资只是增强了他们不想让荷兰人留在队中的意愿。在仅仅度过了一个相当成功的赛季之后，克鲁伊夫从洛杉矶来到了华盛顿，美国的首都和政治阴谋的中心。华盛顿外交官俱乐部成为了克鲁伊夫美国之行的第二站。 尽管克鲁伊夫后来把他在华盛顿的时光描述为“美妙的两年”，但是这段经历并不是毫不费力的。1980年，克鲁伊夫以100美元的身价转会到了这里。这次和他相遇的不再是米歇尔斯的思想和原则，而是英国人戈登-布拉德利。从西到东，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同样激烈地体现在了球队的足球风格上。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布拉德利的战术方法是建立在“肌肉、战斗和长传”之上。
（图）克鲁伊夫在华盛顿外交官队效力期间 克鲁伊夫现在处在了一个回撤更深，更靠近中枢位置的角色。他需要尝试控制住比赛并发动起攻击，但是他所拥有的技术优势会让自己感到沮丧。“他就像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拥有完美的音调，却被迫要在一个管弦乐队里演奏，他周围的每个人都走调了，”史蒂夫-丹赞斯基(Steve Danzansky，华盛顿外交官俱乐部主席)说道，“这让他彻底地发疯了。” 克鲁伊夫为队友们缺乏跑位的意识而感到悲哀。众所周知，有一次当球在他脚下时，克鲁伊夫曾因为恼怒而停止了比赛。“某些人请你跑起来，”他大声地说，“(想要赢球)这样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当克鲁伊夫在足球场上的时候，对他而言极少有事情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次，克鲁伊夫因为进球少而遭到了外交官队球迷们的批评。在1980年的6月，俱乐部在NASL联赛中排名垫底，克鲁伊夫甚至还没有进过哪怕一个球。尽管如此，克鲁伊夫还是坚持认为，他没有真正地知道观众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我来到这里的工作就是要组织起来球队，”克鲁伊夫说道，“当然，我可以进球。对于这一点，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事实上，这正是我准备要去做的。我当然可以说忘掉组织吧，为了观众而引入注目地去踢球。但这样做的话，我们将只能赢得一些比赛，而不会是冠军。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奖杯的话，就必须要有组织。” 他做到进球了。在那场沮丧的声明过后，一场场精彩的比赛随之而来，克鲁伊夫最终以10个进球和20个助攻结束了这个赛季。在克鲁伊夫的鼓舞下，外交官队的命运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不过在季后赛中，外交官队还是被淘汰了。——米歇尔斯，阿兹特克俱乐部 球场之外，克鲁伊夫对异域的文化非常欢迎，这包括美国首都的整个氛围。“那里的一切都是政治，”克鲁伊夫说道，甚至连他自己都被牵涉了进来。外交官队的主席是是一位坚定的民主党人，结果克鲁伊夫却受到了共和党人的欢迎。“肯尼迪家族的眷属们尝试为我寻找居所，起初我脑袋还转不过弯儿来，后来我发现好像因为我是一个名人。” 当从阿兹特克赶来确认了签约之后，克鲁伊夫第一次与外交官队的管理层会面。克鲁伊夫被带到了提贝托餐馆(Tiberio)，这是一家华盛顿当地著名的意大利餐厅。在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的人海之中，克鲁伊夫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但当服务员和厨师们开始聚集在一起，要求与就餐的这位不知名的精英人士合影时，美国政客们都惊呆了。“从那个时刻我们开始懂得，约翰的身上有着一些非常特殊的东西。”俱乐部的总经理安迪-多利奇（Andy Dolich）这样地说道。
克鲁伊夫住在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隔壁，他可是约翰-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美国前国防部长。这位大人物在克鲁伊夫适应华盛顿生活时期给予了帮助，同时也给了他许多近距离学习、观察多利奇运营外交官俱乐部的机会。这些被曝出的在企业化的，残酷无情的美国首都的经历，还有与足球顶层人士甚至白宫顶层人士的交涉往来，用克鲁伊夫自己的话来说，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克鲁伊夫获得了从上到下来运营俱乐部的一整套专业知识，而在日后的教练生涯中，这些都能够作为一种优势派上用场。 克鲁伊夫在美国学到了很多。根本就不是那些怀疑论者在当时所宣称的那样，克鲁伊夫的赴美只是简单地出于一种受困于经济和职业原因的绝望。美国也有很多克鲁伊夫赞赏的地方。克鲁伊夫喜欢足球这种体育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娱乐方式，而不仅仅是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竞争。“胜利不是一切，”克鲁伊夫在《我的转身》中写道，“我一直虔诚地相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你会如何去做这件事。” 相比于欧洲足球的经常给人限制，以及无情的本质，克鲁伊夫非常享受北美足球联赛给予球员们的那种自由。他喜欢俱乐部寻找球员的方式，他喜欢这个国家为了成为足球强国而学习的意愿，他喜欢足球这项体育运动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中变得愈发根深蒂固。这个充满着天真和无能的国度，经常被人们嘲笑。但克鲁伊夫声称，这里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去学习。 尽管克鲁伊夫有着诸多的赞美，但当时的足球运动在美国仍然处在一个相对早期的发展阶段。毕竟，克鲁伊夫本人还要在电视节目当中“不得不去向观众们解释球场应该有多大，球场是绿色的，还有球场的划线有什么用等一系列非常基础的问题”。他几乎就是一名足球教师，并很快地就对自己的学科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热情。 在华盛顿，克鲁伊夫第一次尝到了慈善事业的味道。外交官俱乐部的合同当中有这样的条款，每逢一场客场比赛，他都将为残疾儿童举办一场训练课。当孩子们没有什么改善的迹象时，克鲁伊夫开始对他的职责感到不满，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但他很快就开始体会到了一种幸福，那来自于自己给弱势儿童所带来的快乐。克鲁伊夫开始只是简单地满足于参与其中，并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进。
（图）克鲁伊夫场地上正在踢球的少年们 这一系列的行动最终促成了约翰-克鲁伊夫基金会的设立。一系列的“克鲁伊夫场地”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克鲁伊夫场地”是专门供残疾儿童们踢球用的小型足球场地。截止2016年，已经有超过200个这样的场地在使用。 在外交官队的第一个赛季结束后，克鲁伊夫坚持认为，如果俱乐部要想更成功地去迎接挑战，就必须做出改变。“我对外交官队的管理层提出的所有要求，都涉及到了内部的组织、训练练习和阵容的确定这几个方面，”克鲁伊夫这样谈道，“因为如果我们沿着同样的道路走下去，我们可能不会比去年做得更好。我们将进入季后赛，然后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 但是，克鲁伊夫的这些要求或许是没有必要提出的。虽然他的合同期还有两年，但是外交官俱乐部的所有者桑尼-维布林(Sonny Werblin)却失去了(经营下去的)兴趣，俱乐部倒闭了。临近1981赛季末，克鲁伊夫短暂地回归到“新的”外交官俱乐部。新外交官俱乐部是由底特律快递(Detroit Express)队迁移到华盛顿而组建。因为流失了大量的粉丝，俱乐部损失了大把的钞票。大家绝望地看着克鲁伊夫，希望他能够成为球队的救世主。 克鲁伊夫答应了这个请求。虽然没有能够最终拯救外交官(随着1981赛季的结束，俱乐部不复存在)，但是他确实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天才时刻。这是他在美国逗留期间的永久记忆。在与多伦多暴风雪队(Toronto Blizzard)进行了20分钟的比赛后，克鲁伊夫把球带到了中线附近，用一个转身和急剧的加速动作击败了3名盯防的球员。在稍稍带球向前推进后，门前40码外的那脚完美的、带着弧线的吊射让对方守门员无可奈何。在此之后，克鲁伊夫回到了荷兰，在阿贾克斯和费耶诺德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图）1980赛季克鲁伊夫和队友们出现在杂志的海报上 “克鲁伊夫真的是想把美国足球变成一件大事情，”鲍勃-亚鲁希(Bob Iarusci)这样说道。这名右后卫曾经在外交官俱乐部与荷兰人并肩作战。毫无疑问，克鲁伊夫产生了影响。就像他在辉煌的职业生涯中所做的那样，克鲁伊夫想方设法要做得更多。他总是能够看到更大的图景，是这些使他超越了那些人们时常会有的，追求直接和短期成功的破坏性渴望。 此外，克鲁伊夫让我们感叹的还有他那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地学习和成长给他带来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体验。“即使时至今日，我仍然感到有一点自豪。和贝利、贝肯鲍尔、约翰-内斯肯斯还有所有其他的人一起，作为开拓者，在那个仍然快速发展的大陆，我们见证了足球运动的兴起，”克鲁伊夫后来写道，“当我看到足球在那里的进步时，我知道美国队赢得世界杯只是时间的问题。作为一名足球爱好者，我想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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