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足协第七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执委会和监事会的成员，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当选为新一届市足协主席。昨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时，杨海滨表示脱钩后足协需要自己赚钱来养活自己，希望能有三支北京球队踢中超。他还对北京市足协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进行了详细说明(以下均为杨海滨口述)。
新一届市足协提出了建立北京足球生态的想法，我们借用了一个比较流行的概念。因为足球不只是简单的一项运动，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不能仅仅考虑足球本身。所以我们将组织、人才、场地、平台、市场、文化等六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希望通过未来有机建设，让足球运动成为市民百姓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都能在系统里协调发展。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北京市足球场地数量要达到1610块，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7块以上。我们鼓励通过多种形式因地制宜利用公园绿地、闲置地等建设简易实用的非标准足球场。因为实际情况所限，我们不太可能兴建过多标准足球场。当然如果有一些“异形”的场地，让市民在这样的场地上开展一些娱乐性的比赛，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另外，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盘活存量。其实北京许多围墙、大院里是有足球场的，但目前并不是很有效对公众开放。 社会足球是足改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面对的是普通市民。未来市足协将对业余足球比赛、社会足球比赛进行专业指导，提高赛事的体验。另外，也会通过一些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减免市民踢球的成本。北京市足协杯已经做了两年，未来还要继续做，而且会扩大规模。让不同的群体，年龄的足球爱好者在这个平台实现交叉跨界的交流，在正规比赛中感受足球带来的快乐。当然我们也会控制一些打架事件的发生。建立黑名单制度，净化社会足球的赛风赛纪。 有人建议我，最好不要收会费，哪怕收一块钱也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收多了的话有些会员协会则不接受，有些也无法承担。最后我定的是会费一定要收，一个月一元钱。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市足协和市足管中心原来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大家比较习惯做甲方，而不是乙方。新足协现在要找到做乙方的感觉。为社会足球，为青少年足球服务。 曾经有人反映过，我们的体教结合不是很顺畅。甚至提出了“体教矛盾”的概念。校园足球的主导是教育系统，但体育部门、足球人把自己作为旁观者是不对的。特别是青少年足球，是百年大计，体育部门和足球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看客是不行的。我们已经在紧密地和市教委联系，达成了很多有价值的共识。足协和市教委建立了一套定期沟通机制，一个季度保证见一次面，大家拿出问题讨论。 以往足协和教育系统都搞比赛。时间、空间存在矛盾。甚至有极端的情况，比如早晨去延庆踢教委的比赛，下午去房山踢足协的比赛，人都是一拨人。未来足协和教委将实现各自比赛错位，避免出现“为了搞比赛而搞比赛”的情况。还有层级的矛盾，由于水平参差不齐，经常出现足球比赛踢出篮球比分的情况。核心在于，没有进行有效的分级分层。目前足协和教委为比赛进行定级，按照不同水平，分成了甲、乙、丙，还有升降级制度。 实质性的脱钩是在3月份完成的。所有原来在足管中心工作的工作人员，当时进行了双向选择，不想留在足协的，在体育系统安排工作，当时就全部安排完毕。留在足协工作和我们新聘用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努力工作着。我们希望独立的更有活力的法人社团，能让北京足球更好地向前发展。我们很快要去上海学习，他们的很多关于足球改革做法值得借鉴的。 新一届市足协的执委会成员共有27位，代表了广泛性、专业性、权威性。不同的领域的人士都可以在足协发表意见和建议。同时，我们这次设立了球迷委员会，这在全国应该是唯一的。因为所有的执委都有投票权，球迷专项委员会主任的一票代表了球迷的声音。另外，在脱钩之后，足协的造血机制还不健全，所以我们有几名企业家最终进入执委会，帮助足协开展工作。这些企业家执委可以更好的助力足协发展，让社会资本进入足球行业，完善投入机制。 脱钩之后，足协要赚钱养活自己了。一般来说，足协收入大致包括政府购买服务、会费、市场开发三个方面。我一直强调，足协不能变成一家公司，不能以利益为导向。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出路。现在市足协员工的薪酬由基本工资和绩效构成。我们要保证员工有一份相对有尊严、体面的收入。其实现在的薪酬水平还不算高，这只是过渡阶段。这个制度试行一年后，还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北京目前已拥有两支中超球队，实现了中超的京城德比。但我们还希望再有一支球队升入中超，让北京德比变为北京的中超“三国演义”，以中超作为北京足球的龙头，进一步促进和拉动北京足球的全面发展。我对于这一点还是很有信心的。
建立北京足球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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