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三条道路
《体育画报》出品里皮入主国家队，会成为中国足球“管办分离”改革的一个起点吗？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中国足球金子塔的塔尖，国家队已经成为意大利租界。前恒大功勋主帅获得了绝对的人事权和管理权。里皮更像国家队CEO， 而不仅是主教练。在两届亚冠得主恒大中超六连冠的背景下，局部战场的胜利者获得更大授权去掌控全局，这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变革路径吗？对于宏观的中国足球而言，这仅是一个金子塔塔尖的技术性整改方案？还是全局性的所有权和治理权分离的前戏？
穷则思变。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不外乎三条道路。
壹
或许，最迟2019年亚洲杯后，干脆一步到位，里皮就别国家队CEO了，直接中国足球CEO，将中国足球作为一个“农场”整体外包给里皮以及背后的威尼斯商人管理，租期为34年。《国家足球发展规划》已经定义好了2050年的绩效目标。
我们知道，2000年,德国足球在国家队和职业联赛两条战线跌入谷底，德国人制定了名为“培养天才”的十年复兴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导致德国队赢得2014年世界杯。德国足球是什么底子？我们是什么底子？ 所以，不要以为34年是一段漫长的足够多的时间，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从来就不会太多。
为毛是中国足球CEO而非国家队CEO？这取决于如何理解中国足球。其深层原因不仅是一个局部的技战术问题。插播一段中国海关史先。
爱尔兰人，赫德，1863年11月30日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时年28岁。他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45年，是大清唯一廉洁不贪腐的高效衙门。海关税收在1861年为496万两，1871年为1121万两，到1902年已达到3000万两，是中央政府最稳定、可靠的财源。赫德还是中国多项近现代化事业的先驱。恭亲王说：“如果我们有100个赫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他亲切称之为“我们的赫德”——如同，我们对“我们的里皮”的热望。1864年赫德加按察使衔，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1869年晋升布政使，官阶从二品。 1889年，升为正一品。
赫德接任总税司后，针对原有海关旧的体制制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他引进整套的英国财务制度和行政管理经验，彻底更新了原海关传统的管理方式。首先在财务管理上，赫德力主淘汰了中国传统的旧式记帐清册，即流水帐制度，规范了经济收支的管控，第一次使得经济管理部门严格按科目规范操作运行，同时还建立了审计制度——建立专门稽查财务的部门，并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定期监督检查，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作出处理。数十年里很少发生舞弊行为。海关员工实行招聘制，全世界招考，任何人不得例外。
清朝官员的俸禄很低，主要收入都是依靠职权滥取于民，因而形成无数的官场陋习，海关实行西方的公务员薪金制度，待遇很高，但不能额外支取费用。收入公开透明，坚决杜绝其它任何不正当的收入和灰色收入。赫德上任的时候，总税务司署所辖新关已达14处，几乎遍及所有的通商城市，雇佣洋员400人，华员约1000人。1904年，海关在全国范围开办的邮政官局，雇员有3100人。
不难想象，当时一定有皇亲国戚跟恭亲王进言，“赫德这小子，一个洋人，才２８岁，年纪轻轻，资历尚浅，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国情，行吗？税务司收银子这点事不如交给正黄旗几个兄弟整得了。”要真是这帮八旗子弟去收帐，大清朝或提前十年完蛋。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评论说：“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力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参与主编《剑桥中国史》的美国学者刘广京的观点也与杨小凯近似，他认为：“赫德管理海关的最大贡献是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对海关的扰乱。”
当然，赫德是一个争议人物，我们这里只讨论他把事情办成的能力。总之，如果恭亲王用的是总会计师赫德而非CEO赫德，那中国海关史乃至邮政、海务、同文馆、外交、海军、博览会、国际贸易、大清顾问等近
现代史的很多篇章都要推迟或重写。赫德建立的海关机构和制度被历届民国政府全盘继承，一直运行到１９４９年。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旧社会的租界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像，赫德治下的海关相当于另一个“租界”，其核心是法外治权。简单说，租界里走的不是大清律令而是从西方引进的行政或司法制度。租界法治清明，中国人民和企业对租界趋之如鹭。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不难了解，许多租界，是清朝和北洋政府自愿切割给洋人的，洋人需向中方支付租金。但显然，业务外包需要向外方支付酬金。
这就是一个生意。
是的，中国足球肯定需要国家队主教练里皮，但其实更需要ＣＥＯ赫德。
作为2016年代的中国人，在开放性和灵活性上应该远胜１８６０年代的前人。那个年代，已经实现了所有权和治理权的分离，关键是疗效卓著。我们要的不正是疗效吗？退一万步说，足球只是个球，而赫德治下的任何一个业务都是国之重器，相对而言，足球算个球？足球的试错能错到哪里去？
贰
不可否定，中国足球作为一个“租界”外包给洋人，或多或少会引起文化上的冲突，以至于在操作层面不能马上启动。不过，外包给自己人的障碍总要小很多。比如说，外包给许家印+马云为核心的恒大淘宝团队，这一集在我大清太平天国时期同样演过。
事实上，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跟彼时的军权外包给民间异曲同工。体制内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已失去战斗力，朝廷不得不允许各省军权外包给民间力量，以对抗日渐强大的太平天国军队。与此相对应，红山口会议之后，原来的各省市专业队进行职业化改革，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这是将各省市的足球经营和治理权全部或部分外包给企业。我们知道，曾左彭胡领导的湘军在湖南这个局部战场军功卓著之后，朝廷随即将半壁河山的军权外包给湘军，其实，等于是将全国的军权全部外包给了曾左彭胡。疗效同样显著，曾左彭胡们最起码给大清多续了20年的命。
同理，回到中国足球，恒大在局部战场业绩之彪炳超出人们预期，为毛不给许马以更大授权掌控中国足球的全局呢？１５０年前，满蒙亲贵一开始肯定看不上湘军的这帮乡巴佬，一如我们当初不看好恒大５年内拿亚冠，结果呢，不但提前拿了亚冠，还拿了俩。恒大能管好一支球队，就能管好一百支甚至一千支。 如同他们能盖好一栋房子，就能盖好一千栋。
在如何赢球这一点上，试问中国足球界又有谁比许老板更擅长？国家队是不是急需在国际赛场赢球？如果锁定了这一个目标，就别犹豫了。我开玩笑讲，过去的３５年中，中国足球只做了两件事，输球和撕逼。
逼可以继续撕，人民群众喜欢就请继续，但希望整得专业一点。试问又有谁比马老板更擅长撕逼？马老板拥有天真无邪的笑脸，当他告诉你“心中无敌，才能天下无敌。”的时候，那些门户之见，帮派之争，瞬间秒杀石化的节奏。
一句话，短短六年时间，许马证明了，他们就是中国足球的曾左彭胡。许老板还是篮球界的MVP，最近的一场比赛砍下39分，这是要拯救中国篮球的节奏。冯潇霆说你行你上，这句话并没有错，他大概是对许老板隔空喊话。反过来说就是，你不行你就得下。失败了，球员可以换，教练可以换，为毛治理人不可以换？
许马为毛值得托付？ 首先是贪婪的资本家的DNA。恒大有，国家队木有。想当年，满清还叫女真的时候，不打猎是没有饭吃的。绩效在前，利益在后。这样的DNA造就了横扫中原的八旗军。但是入主华夏之后，DNA变异了，不用打猎，天天有吃有喝有炮打。时间一长，虎狼之师的那股劲儿也就谢了。这是文化和体制对人的禁锢的经典案例。有意思的是，许老板强调狼性文化，感觉就是女真老板“狼主”的节奏。没有绩效，在恒大是不可能拿到利益的。
其次，尽管只有短短六年时间，恒大不管是外在的战术打法、比赛气质，还是内在的治理机制、企业文化，其成长性是有体系、有传承和积累的。2013年，笔者曾在媒体详细记录过恒大在打法和气质上的进化。
而在过去的35年中，足协治下的国家队，打法上不知道换了多少种，学德国、学巴西、学法国、学西班牙、学日本，最终的结果是啥也没有学到，失败了就全部推倒重来，永远在原地踏步。这跟内在的运行体制和官僚文化是同步的，足协领导人的人事更迭，如同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今朝一把火把前朝的东西付之一炬，财富和文化的积累基本上从头再来过。
恒大的纠错功能和学习能力。是人都会犯错。恒大冰泉、恒大粮油巨亏，他们意识到不擅长玩快消，当机立断撤退不玩了。2014年，吉拉蒂诺、迪亚曼蒂是一个错误的引援，马上就有相应的整改方案及时跟进，并且马上在2015年赛季再次拿到亚冠。2016年，J马的引进，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外界都能够预期，这个问题必将在2017年赛季得到解决。说回中国足球，１９９０年代，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曾给过十二字真言：不团结，不虚心，不科学，不刻苦。26年过去了，大家看是不是依然适用。
简单一点，你打麻将打了一下午还木开糊，第一个念头一定是换个人来挑一下土，说不定换手如换刀就开糊了。赢的钱还是你的。再进一步，你发现你的DNA不适合打牌，再打下去只能越输越多，就让能赢钱的许老板来打呗。你的DNA适合开麻将馆，你卖茶水、香烟、水果和点心发的财比你直接打麻将要多得多。
所以，一静不如一动，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和谐局，当中国足球赢了，所有人自然是大赢家、即得利益者转向经营挣得比以前多、治理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广大吃瓜群众很开森。
事实上，恒大和其他俱乐部最大的区别就是，恒大和国家队的交集大到令人害怕。以前的就不说了，单说这次签约吧，许老板光明正大地站到了前台，钱是许老板出的，胡雪岩的干活。钱给得讲究，国足主帅的薪资可能是450万欧元，其余1550万欧元或由里皮团队的另一个头衔——恒大足校顾问——获得。许老板再次和里皮同框，和蔡振华同框。恒大和里皮的解约声明成为头条新闻，中国足协选国家队主教练，不在北京的办公室谈判和签约，跑到广州让恒大深度参乎，恒大总经理康冰辞职担任国家队副领队，这一切都是某个重大变革的前戏吗？
叁
第三条道路是不外包，一动不如一静，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进行局部的修修补补。小车不倒一直推，推到2050年。
从表面上看，目前的这个阶段，还是萧规曹随，里皮这个70岁老汉推车，一直推到2019年。不过，目前国家队层面传递的信息是变革的、值得期待的。或许，中国足球的未来，是前两条道路的合二为一。
其实，乐观者能从本文看到很强大的正能量。中国足球这台小车即使有如此多的BUG，还能够跟伊朗打成0：0，这反过来说明了中国人的潜力。BUG要是去掉了，那还得了？我们的潜力能把我们自己吓一跳。
1865年-1868年，赫德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提出许多改制强国的建议，他的《局外旁观论》、《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认为，中国人更应该消除制度和文化上的弊端。旁观者清，赫德近距离地看到了体制和文化对中国人的束缚。不过这些建议30年以后才引起中国改良派的共鸣。他写道：“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
克鲁伊夫有一句名言，足球是简单的，难的是如何简单地玩。我的理解是，一个球不能同时踢进两个大门。重要的是打球要专注，专注于一个目标而不是多个。所有跟中国足球有关的各色人等，聚焦的的目标只有一个，完成《规划》的绩效目标，在２０５０年，成为世界足球先进强国。其他的，不重要。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足球工业体系的再造一定伴随着国民性的重新塑造。里皮说国脚在国家队只发挥了俱乐部的40%，还说国脚要有对国家的荣誉感和责任心。笔者在本刊2015年10月15日《佩兰2.0的生与死》讨论过这个话题，这在本质上跟心智和国民性高度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足球这个农场，里皮是来解除“体制和文化对中国人的束缚”的。 就像150年前，赫德在大清海关所做的一样。
2０１６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往前距离２０５０年还有３４年，往后距离１９８１年已过３５年。１９８１年，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回到世界足球大家庭的元年。因此，２０１６年恰好相当于上下半场之间的中场休息。上半时，我们输得一塌糊涂。那么，在更衣室的这15分钟，所有的人是时候自摸一下自己良或不良的心，好好想一想，下半时该如何踢出与中国人真实潜力相符合的足球。（杨帆）
PS：
临时工足球俱乐部拥有前职业足球俱乐部高管、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硕士、华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本科、前德海足球俱乐部球员、贺龙体校专业教练、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中国足球评论员、国际足球解说员等专业人士，他们分别来自长沙、湘潭、岳阳和益阳四个地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值得您来试训和比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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